七六年，十三岁的我想读书

十三岁的娃和他的狗 

一九七六年，我十三岁，憨憨一岁有余。

 1.

七六年的夏天，炎热而漫长。毛主席躺在北京的医院，生命垂危。千余公里外武汉郊区山村薛家坳的我，有种生命之火，油将尽灯即灭的压抑感。七、八月份，地球开始颤抖，先是河北唐山，随后是四川，发生了七级左右的地震。

遵从政府的指示，村里，各自在自家屋前不大的空地上，用座凳架起门板做床，再支起蚊帐，顶着星星天当房，过着在家门口野营的生活。夜深人静时，此起彼伏的鼾声又从白天延续到晚，彻夜不停，且更响亮。像旷世的交响乐，高音的蛙声，低沉细腻的昆虫声，和满足、平稳、带着美梦，流着口水的鼾声融合在一起，构成绝美。

天刚蒙蒙亮，太阳依旧流连梦乡，村头的广播开始高音嘹亮，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嗓子有点嘶哑、破裂的女声充满激情：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之下，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小小的地震，吓不倒咋们，却被咋们所吓倒、吓怕、吓跑。

薄雾朦胧之中，正路过扛着锄头的毛哥，自言自语边走边摇头：死掉很多人，地震死的。年长十岁的毛哥有点痴呆，虽然两条腿的长度对等，走路却歪歪扭扭的像是在水里漂浮。

睡在门板上的我，正做着梦，床板下面躺着的憨憨，轻声嗯了一声，算是对毛哥的回答或者是认可。我半睁眼睛打量了一下朦胧雾中晃动的影子，随即又快速的关上，想继续自己的美梦。美梦的大门却被关死，我只好随着毛哥的胡言乱语胡思乱想。

憨憨是奶奶去年从娘家陈叔那儿抱来的，陈叔家的母狗生了四个娃，憨憨最小，最瘦弱也长的最难看，一副傻傻的憨厚样子，总是耷拉着个大脑袋，壮实好看的哥哥姐姐都被人抱走了。只留下没有人要的憨憨，于是奶奶将他抱回家，给它取了憨憨这个名字。

憨憨很少吼叫，乖巧懂事，我睡觉的时候，他最多“嗯嗯”几声，表达一下他想表达的。憨憨轻声的鼾声又起，我却难以入眠。我在想：这样的话，估计只有毛哥敢说。这时候，各种消息亦真亦假，多数人听着没感觉，少数人害怕和回避。伴随地震自然灾害的是伟大人物一个个的离开：年初是总理，不久前是总司令。六十多岁的奶奶说，流年不利，流年不利。说着说着，有时还会情不自禁的抹眼泪。 

正午时刻，烈日正毒，村里此起彼伏的鼾声，从一个个敞开着的门洞传出。憨憨懒洋洋的躺在门前猪圈墙边的树荫下似睡非睡，墙头阴凉处是只正在安心酣睡的老花猫，独眼侠。昔日的劲敌在这烈日的爆嗮之下选择了妥协，和平共处。

村子修在山顶，门前的路面不过十米，狭窄的空间，村民还是挤出边沿，用从山里采来的大石块，砌墙为猪儿们打出一个遮风挡雨的空间来。用野草养头土猪，是村民们能够实现的最大的资产增值之一。

村头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里，刚刚播完国内外的好消息。海外是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民完成了祖国的统一，赶走了美帝。海内的就更多更好：高速计算机DJS-130系列的研发成功；现代化十万吨深水港在大连建成；自行设计、施工在上海完成黄浦江上第一座公、铁双层大桥；随后是滇藏公路的建成通车，沿海干线津沪复线工程的提前接轨。处处高奏凯歌，繁荣昌盛，日异月新，海内外五湖四海，满满的同志加兄弟。

坐在敞开大门靠近门口小木凳上的我，呆呆的看着树荫下正闭眼酣睡的憨憨，肚皮忽高忽低的起伏。坐在对面小板凳上的父亲被一口口水撩醒，如雷的鼾声停止的同时他极不情愿的睁开双眼：睡会吧，攒点力气。轻声细语。随后几分钟，鼾声再次响起。

我眼珠一动不动，眼帘眨巴眨巴了几下算是反应。脑子里一直在寻找，问过父亲多次却没有结果问题的最可能答案：为什么地富子女，就真的得断子绝孙？还真像奶奶所说？难不成，奶奶真的比我们更反动：刘胡兰为救人可牺牲自己，一直是党的高风亮节，怎会像奶奶想的？

问题和答案都是四叔给的，我相信四叔是对自己好，四叔每次都会强调的加上类似的一句。我怕四叔，每次遇到自己，四叔都会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的说：像你这样的出身，未来娶媳妇想都不要想，断子绝孙势在必然。当父亲在附近时，四叔的话音会有意识的高好多分贝。

奶奶说，四叔一直对咋们家的人恶言恶语，疯疯癫癫的，让我不要在意。我觉得，四叔不疯癫，毛哥才是。不过，我倒是早已习惯：只是感觉怪怪的不很舒服。我没有理由不认同：自己的未来一定和叔父一样光棍到底。现在只想再多读点书，这个最后的心愿看来也得成为历史，感觉压抑、无奈，却无处诉说。 

按惯例，初中毕业后如愿意，可以到西北三里路外的柿子高中继续学习两年。完成五年小学两年初中的我，六月初放假之后毕业回家，边如普通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边等待命运的判决。国家已经兑现了承诺的七年义务教育，虽然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瘦弱的小身板应对着粗重的农活，每天十多小时的劳作，反倒让我看上去壮实了些，干枯枯的，干起活儿，却还能看到点残存的生命力。夏天的烈日，张力十足，高悬天空的太阳极度守职，三几天后他稚嫩的背皮就被烤破一层，新皮随后又顽强长出。一抓就破不抓又痒那种感觉，并没有让他难受，难熬的是每天的饥饿和对未来的无望。

年长三岁的山哥说：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读不读书没什么差别。山哥是为数不多的让我感觉值得佩服的人之一。我却不知该怎样判断这话，只是喜欢读，喜好与书为伴，乐于呆在学校体验每天能获得新知识的那种感觉，就是想在学校再多待几年。几天前在田里一起除草，高中毕业一年的山哥，看出了我内心的伤感和忧虑，如此的安慰。我也见识了一年来山哥对命运的抗争和最终的无疾而终，屈服、认命。山哥给公社领导写去几封信，先是石沉大海，后是被大队书记训斥：不务正业，不好好安心在广阔天地的改造、锻炼。

公社就在东北十二里外的枫林镇，山哥去过几次却找不到一个能帮的人也见不到书记。他觉得自己有一技之长，会画画，文笔不错，字也写的好看，最近几年过年时村子里村民们的大门对联，多数出自他的手笔，过路的人多数都会停下脚步好好看几眼。山哥觉得自己是个人才，在附近十里八乡不多见，应该可以对革命事业做更大贡献。看来，张铁生式的好运，在山哥这无法显灵。一阵抗争之后，他又灰溜溜的回到村子，赚每天八分钱的工分，和女性全劳力一样，男性全劳力即使干一样的活，挣的是十分，也就是一毛钱。 

夏天的太阳火热如炉火，满眼看去都是被烤干的模样，和往年也没什么不同。可是，为什么命运必须捉弄自己：都八月中旬，还没有是不是可以继续读高中的消息。难不成，连高中都要取消？我在想，心里还记着数学老师对我说的：继续读下去，你很有天赋。

2. 

日复一日，背上被太阳晒出的泡泡已经结痂，手里打磨出的泡泡也变成了厚厚的老茧，寂寞和无聊之中，混到了八月初，依然没有任何关于上学的消息。不栽八一秧。一阵农忙之后，八月初有一段相对闲暇的日子。实在是忍不住了，有一天趁着中午大家吃完午饭后休息的空档，我顶着烈日，戴着草帽，光着脚丫，踏上了滚烫的山石路。

大地安安静静的，死气沉沉，路边的庄稼和植物都耷拉着脑袋，像极了奶奶在台上被人批斗时的表情。只有滚滚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能够让我感觉出是生活在地球上。我从后门沿着山路走下山坳，跨过田埂，再向上走向对个山的山脊，沿着山脊先前，东南三里外就是我就读过的青石桥中学。山上稀稀疏疏的长了些歪七竖八的松树，地上的茅草黄黄的，看上去已经死亡。

走向山脊，两边是花生地，远处山坳中水库的水面冒着水汽，给我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星罗棋布的水库经常有淹死人的事情发生，大人们说，那是被住在水里面的鬼拉走的。每每这种时候，我都担心，花生地里会不会也突然窜出鬼来，将我也拉于水里。

正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后边静悄悄的跟来了憨憨，嗯嗯几下，超越我。前面山顶上有棵枫树，这四周难得见到的大树。憨憨先到，坐在树下等着，看样子是让我消息一下。树下有个大石板，是我们昔日上学时经常坐下来歇息的地方。我坐在石板上，抱着憨憨，抚摸着他的头说：从现在开始，你叫“嚎”，该叫的时候还是得嚎叫起来，不能太憨。憨憨哼哧哼哧了几声，算是回答。

继续向前，山坡地上长满了西瓜，上顶有个用松树枝搭出的凉棚，远远看去，赤着上身，穿着短裤的肖叔，正酣睡在凉棚里面。走了一会儿，憨憨停下来，站在路中间，一会儿看看山顶的凉棚，一会儿嗯嗯的看看路边的西瓜，那些有二十几斤的大个子。我将流出的口水吞了回去，不想让憨憨看见，瞧不起自己，继续像没有看见似的，超过憨憨前行。

在学校，我最喜欢的是教数学的杜老师，像找他问问。学校在位于山顶大队部的山脚下，山脚有个小河，河上有个用三块相连再对接的六块青石板搭成的小桥，石块各四米长、两尺宽、三寸厚。小桥长八米，中间有个石墩，石墩两边一边三块巨大的青石板。老人说，这座小桥还是民国那阵政府出资建的。在那之前祖祖辈辈过河，都只能从露出水面，相隔尺多远的石块上跨越经过，手推车则必须从老远的上游绕道。雨季河水猛涨时，石墩被淹没，步行者也得如此。勇敢者，掉入河中甚至是命丧河水的事故，也曾发生过。从山顶大队部所在地的斜坡上，能清清楚楚看清山脚下学校操场、四合院的天井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丝人气，他觉得很正常，却不死心。 

学校守门的黑叔说，杜老师离开了，被调走。那一瞬间，我像个泄气皮球，最后的一线念想就此破灭，感觉孤单绝望：老师是唯一的知音。没有人告诉我，未来会是什么，该做什么，小小年龄就没有书读，生命的意义又在何处。

像你这种成分，估计不可能！明白来意的黑叔说。四十多岁的黑叔个子矮才一米五，和自己差不多高，人很瘦有点驼背，小时生病造成，大炼钢铁那阵，他又被倒下的大树砸伤，几乎丢了性命。村里的老人说，那是菩萨对他的惩罚，就是他的坚持，让村里一直想保留的一棵百年参天古树给砍倒。就此之后，方圆几十里，就很难再见到一棵超过碗口粗的大树。黑叔人挺好的，至少我觉得。上中农出身的他，想靠自己的努力入党，至少以上进青年的形象弄个媳妇回家暖暖被窝。这里冬天的时候，没有人焐热的被子真的很冷，我有同感，两个人一起焐，确实是热的快。他只是想做点比普通人更积极的事，就此宣示对党的忠诚，和为了捍卫这种忠诚不惜代价的气概。结果，他的运气不好，未能如愿。 

来时的满怀信心，回家的路变的漫长，绕裹的热浪烤得我心烦意乱，闷闷不乐。走到瓜地时，肖叔已经醒了，一个人坐在凉棚里面吃瓜。远远的看见我的到来，肖叔喊：憨憨，过来吃瓜。

憨憨快速的跳跃了起来，接着停了下来，半坐在原地，看着我，似乎是在等待我的命令：该冲还是忽视？我叹了口气，向着凉棚的方向走去，憨憨跟在我身后。肖叔只大我三岁，因为辈分高而已，和山哥是同学。他们两个人是他们年级公认的两大才子。肖叔的家庭成分和我一样，是富农，他选择任命，没有山哥那种贫下中农子女该有的自信心和豪言壮语。

肖叔的种瓜手艺在附近远近闻名，种的西瓜个大还甜，甜瓜也是。我爬到凉棚的时候，肖叔随手拿起地上的一个甜瓜，一切两半，分给我一半。我则分了一半给憨憨。憨憨几口就吃完，肖叔给他几片西瓜。吃完之后，憨憨坐在凉棚的阴凉处躺着。

肖叔说：我可以教你种瓜的。瓜通人性，比人善良。你对它好，它会回报你。读书也没有啥子用，读不读也没有什么差别。

山哥也这么说。我低声回了一句。可心里就想读书，看着满山坡数不胜数，躺在那里的西瓜，心里在想，或许，一门心思种西瓜，也是个不错的出路。肖叔种的是属于生产队集体的西瓜，他拿的也是工分，每天一毛钱，一个月三块钱，相当于那时候的三美元。只是在当时，我还不知道有美元一说。

一直乐呵呵的孩子的突然变性，自然逃不过母亲的眼睛。不读也好，回来种田还能挣点，六分总得给吧。父亲安慰着。刚才睁开眼，看见坐在对面的儿子不见了，憨憨也没有踪影，就意识到发生着什么。看上去还算壮实的妈妈，拿的是女人最高的八分，身体瘦弱的父亲，干着和其他男子一样的农活，队长说“照顾”给了九分，只比普通人的低一点点。这是明显的欺负和侮辱，可是，胆小怕事的父亲只能选择忍耐和接受。家庭成分不好，人又长的弱，自然就是最好的欺凌对象。欺软怕硬，大家都这样。

奶奶说，也只能认。还是让他在学校呆几年。弱不禁风，五分还差不多，帮不了多少。母亲怜悯孩子，虽然她知道孩子干农活的能力，丝毫不亚于多数的妇女。她更明白，孩子正长身体，却每天得挨饿还得出苦力，为此，她暗地里不知流过多少泪。两手空空的她，又能做什么？

父亲看着儿子的反应，很快就读懂了心思：孩子嘴上无语，脸部表情平静，一对有神的眼睛却明明白白的发射着倔强和不服。明天去舅舅那让他过来下。母亲说。这是她最后能想的招。 

3.

次日，刚刚蒙蒙亮我就出发了，光着脚丫，戴着草帽，上身穿着一件粗棉布短袖，下面是件颜色不纯的蓝布短裤。布料是妈妈用分给自家的棉花纺线织成，染色用的是传统土法。临出门时妈妈拿给我一个头天蒸熟的红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之中，无声息的冒出奶奶的身影，塞给我一个熟鸡蛋。奶奶只有两只母鸡，她得靠它们下蛋，再用蛋去兑换些盐，针线等生活必需品。壮实敦厚，一表人才的叔父曾经是闻名乡里的石匠，还是大队文艺队的骨干，有个好嗓子，却因奶奶的家庭成分，进门的媳妇只呆了三天就被逼走。单身的叔父和奶奶一起，就住在隔壁，睡的屋子又脏又乱。我知道，那都是因为缺少个焐热被子的人。

奶奶已很久不知道鸡蛋是什么味道了。裹着三寸金莲的她，下不了地，干不了重活。昔日还可以在自留地里捯饬出些生存所需，现在连这点都有限。多数时候，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检点、挖点来帮助自己，继续熬下去。收获的季节，放学路上，每每走到村子对个山头，我都会认真的搜寻山谷的梯田里面奶奶矮小的身影，然后去帮奶奶捡拾些遗漏物。捡拾的小麦，稻谷，奶奶拿回家后晒干再用手脱粒。初冬时的周末，我还带着叔父特别编织的小竹篮，扛着小铁锹，跟着奶奶去地头挖已经出芽的花生，回家后，奶奶用这些混着小鱼虾、辣椒炒出的食材，就是我的最爱，也是我能感知的最美的美味佳肴。小鱼虾是奶奶用竹篮在池塘里捕获的，诱饵是饭团，收获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奶奶极有耐心和耐性。爷爷是五七年时，被村子里的干部给活活饿死的。这个只有一百号人口的小村子的人，全部来自同一个祖先，都是薛姓的后代。 

出门的时候，我特意的轻手轻脚，不想惊动正在酣睡的憨憨。

舅舅家在东南方十二里路外的双峰山那边，去的路中间，要经过海拔各五百八十八米两个高峰相夹的一个山谷的山坳。倒立V形的长长山坳中段，有个高高在上的山卡，站在山卡上向两边看，向下弯弯扭扭长长的石板台阶的远远尽头，是两波清水，两座水库，分属两个公社，山卡就是它们的分界线。那时候，人们烧火做饭都是用柴火。在这雨水充足的南方丘陵地带，原本星罗棋布的小山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和树林，它们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燃烧能源。大炼钢铁那阵，所有的树木都被砍伐干净，昔日绿油油的山林，变成了今天光秃秃的荒山野岭。严重的水土流失，连灌木丛都懒得认真生长，敷衍了事。随后，人们的生活中不仅缺少食品，还一直缺木少柴。于是，山坳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关卡，挡住许多人希望偷偷摸摸弄回些柴火的机会。

农闲时，我们附近村里有几个壮实，胆子大的汉子会半夜出发，去山里砍些松树枝。他们觉得，松树树枝被砍掉来年还会长出来，对树木自己没有太大伤害。所以，也不能算作是对革命事业的破坏。昔日自家后山长满树林的时候，大家都是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用柴火问题，数百年来一直很顺。奶奶时不时会自言自语的嘀咕说：最不缺的柴火，居然变成最缺的什物。哎，这世道。都是在没有人在附近的时候，对着憨憨和我。

动作快的可以在天亮前安全跨越关卡，运气不好被逮着的会选择丢掉扁担逃走，结果得不偿失。厉害的主会感觉到危险时丢下担子，保住扁担，逃向密集茅草的山林。个别蛮横的，则会挥起扁担斗横，有时居然还得以成功。秋天时这类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偶尔的，还有人会为了这一担柴火负伤甚至是丢掉小命。因为偷柴打架而被抓走送去强制劳改的，也有人在。一个木制扁担的价值，是人们好几天的工分收入。

得益于县里坚持的封山育林，很多年下来虽然长不出多少大树，无法恢复昔日成片原始森林的壮观，漫山遍野种植的大量松树也长的歪七竖八，但是这里的几座山腰上毕竟还是有着其它地方难见的郁郁葱葱。上一年初秋，我还随着学校的植树队来这里挖坑，种植了好几颗松树呢，说是作为毕业纪念。很多年后想找去看看自家当年的杰作，却记不得具体的方位了。这里山坡上的茅草长的不错。比村子里周边的山头好很多。

奶奶说，她年轻时跑鬼子那阵，村子后山就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有很多几人才能怀抱合拢的大树。鬼子一来，钻进林子里就安全了。现在满眼所及，只有麻古石间隙中艰难求生的杂草，和稀稀拉拉、矮小、永远长不高的松树。很多时候我在想，奶奶所说的不应该是真的！ 

东西向关卡朝北那边的山坡上建了个大院，里面沿着坡度建了几个房间，最上面的是一排平房，有坡度的地方建了下层。用了些水泥和石膏粉，在我眼里，那是高端建筑的代名词。山卡两边没有面积足够大的平整地，中间一块大一些，有十米来宽，又不能就此阻断这个交通要道。后来，那里还是建了栋三层的楼房，将过道挤成只有丈宽的窄路。院子靠东边的山坡上种植了大片茂密水竹，大的有小碗口粗。

我喜欢去那里玩，感觉像在探险，每次都会到竹林里去找神秘感，寻鸟窝、鸟蛋甚至是小鸟。想象着，这一大片笔直的竹子向外延伸，连接着一大片的原始森林，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生活在山村，却无缘见识山林的壮观、神秘。唯一有的是来自奶奶嘴里的传说，和自己打造的想象、幻想。我不敢走的太深入。竹林属于县政府直属的知青林场，林旁住着已不再年轻，早没天真烂漫气，眼神已痴呆的昔日知青。为了对付偷竹子的人，特别是偷春天无处不在竹笋的人，知青们将玻璃瓶打碎后的碎片洒在竹林里。这里的村民多数要么赤脚，要么穿着自制的草鞋，碎玻璃对这样的脚丫有着巨大的伤害力。我的赤脚曾经被这样的玻璃碎片割开过很深的口子。

有时我还会去密林里走走，看看雨季春天雨后冒出的大量蘑菇。那里相对安全些，特别是走在厚厚的松枝上时。去也只是看看，满地的蘑菇五颜六色，一夜之间从地里神奇的冒出细嫩的脑袋，也是一幕有趣的画面。喜欢画画的山哥说，现实的画面更能带来灵感。我也喜欢画画，很多时候还跟着山哥模拟，有模有样的，只是画的作品歪歪扭扭，比例上不是很对。虽然知道野蘑菇味美，但却不会采回家，因为我不知怎么区分有毒和无毒。经常听到误吃中毒的事，好几次是一家都中毒，偶尔还会死人。我是个好奇心特强的人，对什么东西都喜欢琢磨半天。有次随爸爸过山坳去舅舅家看外公，在东边下坳的半道上，一个人看到一群蚂蚁在那围攻一个蚂蚱，就一直聚精会神的观察，也不知过了多久，舅舅找来才发现一直一动不动的我：你爸早就到了，让来找找。

一个人离开山卡向下走，我开始感觉有点胆怯。路的两边山坡很陡峭，长长的山谷见不到一个人影，安静的可怕。山坡上密密麻麻生长的茅草，在微风下迎风飘摆，似乎有凶狠的野兽正在那里潜伏着，虎视眈眈，眼馋着这一陀移动的美餐。我心里知道是自己吓唬自己，这里已经见不到野兽，小时见识过的会咬人的野狼，早就被饥饿的村民吃的精光，现在连野兔都难寻。强盗更不会有，这里的路人身上没有丝毫值得抢劫的物件。再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成果丰富，早就消灭了所有的强盗。 

就在这时，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身后不远处，有个移动的东西在跟着自己。“嚎，嚎”，我喊叫了两声，果然，是憨憨，摇头晃脑的走了过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跟在自己后面。有了他的陪伴，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怕了。早上的山谷薄雾环绕，太阳刚刚从山顶那边射出红光，美若仙境。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抚摸着憨憨的头，压抑，迷茫，困惑，五味杂陈。憨憨摇着脑袋，似乎在暗示我看日出的方向。我将红薯分了一部分给憨憨，上面沾点细微的鸡蛋碎末。原本想多给他一点，犹豫了一下还是小气了。咱俩吃完早饭，继续赶路。

有了憨憨的陪伴，我开心了许多，也不再害怕。嘴里哼着小调，阿庆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的片段。那时候只有样板戏。其它的音乐我也没有见识过。

4. 

外公外婆的姻缘，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当年南京被鬼子屠城后，外婆父亲意识到武汉不保，就寻思着将几个女儿赶快嫁出去。外婆原本有个娃娃亲，是她父亲在汉口商务伙伴的儿子，根基在县城。淞沪战役中，这个未见过面的未婚夫，作为国军排长战死，父亲的商务伙伴劝他早点处理完女儿婚事，找个好的安顿，于是就有了这个附近山区中的姻缘。次年，鬼子在武汉周围和国军拼命的那会儿，外婆生了我的妈妈。贵为大户人家的小姐，外婆的身体却不是很好。生了几个孩子后变的更加虚弱。在年岁最小的舅舅永远定格在十九岁的青春时，外婆没有坚持下去，悲伤之中一夜间睡下再没醒来。作为革命军人的小舅在井下作业时，被一块掉落的石头砸死，牺牲在一个神秘的军事煤矿的地下煤窑，就此为作为哥哥的二舅赢得烈士军属的美誉。作为照顾，也确实是难找到比他更有能力的年轻人，作为外公身边唯一的儿子，二舅有了机会，几年下来做到公社的民兵连长，得益于他的能干和好人缘。

外公是个手艺人，年轻时以做陶器为生，坛坛罐罐的在他手里，就像是变着魔法，一团泥土，很快就长出一个个美妙的模样来。我喜欢外公的魔法，很多时候都磨着外公带我去看，让我摸，甚至是尝试着做。好几次，我将外公辛辛苦苦做好的坯子给弄坏，害得外公只好再回到泥土，混水搅拌的程序，重新开始。但是，外公却从没因为这样的原因吼过我。外公说话的声音很大，但对我永远都充满耐心，温和之中含着宽容。我喜欢外公。 

共产党执政之前，农村的人生活艰辛，经常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在雨水不充足或者过多的年份。而生意人不同，他们属于当年的中产阶级，虽然绝大多数也只能做到勉强养家糊口，不让家里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而已。没有能力置地的外公，最终为了满足上级分配来的比例硬指标，家庭成分从贫农降格到下中农，最终定格在中农。外公住在山里，属于村子的可以种植的只有山坳中有些不多的水田，和山脚不多的山地。百来号人口的小山村，多数人以外出做手艺的方式谋生。山里产生不了多少有价值的特色土产。

当时的政府干部对他说，没有多大的差别，不太计较的外公也不是很在乎，就默认了。这应该是他那个大地主家娇小姐的功劳：孩子太多拖累的结果。可是，外婆家是附近最大的地主这个事实，永远不能变也不会变，像个魔咒一直跟随着外婆，外婆走后又继续的跟着她的孩子们。

有一次外公对我说，实际上，你外婆家对党是有恩的。当年打鬼子那会儿，游击队被鬼子追的无处可逃，剩下的几个当官的，还是她爸爸冒着生命危险救下的。而且，她的两个哥哥都是打鬼子在武汉会战那会儿战死的。可惜他们站错边。每当这时候，舅舅就让外公停止：不能向党表功！站错边的就是反动派。

为保住自己的位子更为了和党靠拢，二舅必须从根子，每时每刻表现自己的绝对纯洁和赤胆忠心。虽然他的被重用并没有给他带来实惠，除了荣誉上的长脸。他得胆胆怯怯的过日子，小心翼翼的和成分不好的姐姐划清界限，是他起码得做的事。他活的像个木偶，姐姐的成分就是人们得以利用来操纵他的木偶线。而一个好的未来，则是他不得不屈尊、服从的动力。

二舅没有选择，除非他选择山哥那样的活法，做个最底层的行尸走肉！不，他要像黑叔那样拼一次，再拼一次，再再碰碰运气。为此，只要有机会二舅就拼命表现，不惜代价不顾成本和安危。好几次，他几乎将命丢在修建水库的工地，在那轰隆隆的炮声中。那是大修水利工程时代，农村人最重要的工作除了种田就是修水利。哑炮之后，每一次都是他挺身而出。一次次负伤，一次次从简陋的乡村医院横着进去竖着走出来，表现的还是不够，永远也不会够。已经好多年没敢明目张胆的去姐姐家走走。有什么急事，都是姐姐派人来找他，而且还得偷偷摸摸的在傍晚，或者黎明前的夜色掩盖之下，匆匆的来再匆匆的离开。像做贼，更像是在犯罪。不是弟弟无情，他想有所发展，希望有个更好点的生活，他不想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像他家那头老牛一样，过没有丝毫希望的生活。他就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按照党员的要求来严格，甚至是超高标准要求自己。可是，他从开始申请已经过去很多年，党组织还是离他很远。桌面上的原因，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不争气姐姐的存在。

舅舅喜爱这个聪慧的外甥：羞涩、内向，在骨子里有股不服的固执、执着。更深层的原因是对姐姐的报恩。昔日两次，姐姐为了救顽皮而掉进水渠的自己，差点丢了性命。村子依山而建，在水库中央的边上，宽阔清澈的水面，对于年幼的孩子，充满诱惑力。很小时开始，外婆一直生病卧床，年幼的姐姐用柔弱的肩膀，担当着做母亲的责任，照看几个年幼的弟妹。忙的时候，外公不得不到几十里路外的窑厂住下，忙着做坯子挣每天一毛钱的工分。他是附近最好的师傅，虽然一直带着徒弟，但一直没人能做到他那样的水准。家里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十几岁的大女儿，老二。家里的老大大儿子，十几岁就被送去汉口学艺，自谋生路。

只要姐姐开口，做弟弟的绝对义无反顾！ 

5. 

这是憨憨第一次陪我走这么远的路，见到外公一家，有点怯生，很警觉地跟在我身后，离我一米距离之内。走到舅舅家，他就坐在我的脚边，背对我，继续警觉的观看身边的情况。

憨憨也跟来了。舅舅说。他见过憨憨，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憨憨，现在个头大了不少，有个小狗的模样。舅舅说话的时候，憨憨认真的看着他，像是问候或者是回答。

他自己要来，到了坳顶，我才知道。我边说边抚摸憨憨的头。舅妈则给憨憨准备了一点剩饭和水，憨憨认真的享受着。

舅舅所在村宋家拗，有个他的本家叔叔在王家河中学当副校长。妈妈一直在犹豫是因为，外公和这位本家叔叔有些旧时积怨。本质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到底只是个面子问题。可是乡村就这样，面子永远是最重要的：死要面子。已经过去十多年，积怨依然残存，两家一直不怎么往来。现在有事求人家，对爱面子的舅舅来说可是难事。他在民兵连长的位置做的极为卖力，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和这位本家叔叔较劲，决一高低，挣回面子。

路上，我一个人走走玩玩，到外公家时已近中午。被从水田里喊回的舅舅，在门前的水塘里洗了一会，走进屋子时小腿上还有明显的泥水印。接过舅妈递来的水杯，边喝边安静听完要点后舅舅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好一会。看着舅舅的表情，我有点心灰意冷：这可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果连舅舅都不愿意帮忙，自己只能跟着山哥一起修地球。坐在旁的外公说：这个忙一定得帮，要不然我去求。不就是个老脸，值不了几个钱。

哪能让您被打脸，可能还不是脸不脸的问题。低声的叹了口气后舅舅若有所思地继续说：我马上就去，你在这住几天，很快就有消息的。舅舅说。我两眼望着舅舅，带着凄凉和无望。舅妈安慰说，不要难过，会有办法的。外婆已经过世六七年。昔日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现在有外公，舅舅、舅妈和他们两个还年幼的小孩，外加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干农活的小姨六口，也不算冷清。只大我六岁的小姨对我很是喜爱，每次来，她都会张罗着给弄好吃的。今天她擅自做主，跑去邻居家借了几个鸡蛋回来，又说要去后山自家菜地弄点新鲜蔬菜，给自己的外甥做顿好吃的。我喜欢跟在小姨的后面，像个小尾巴，感觉她更像个疼爱自己的大姐姐。 

山高陡峭的山区平地不多，显得极为珍贵，有的都做了水田、旱地。最近几年，得益于放松对自留地的管制，大山深处几百米高的山腰都散散落落的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山地，只是结果似乎不很理想，种植的植物收获有限。多数在辛辛苦苦开垦出来后，只种植了几个季度就被杂草和小灌木丛覆盖、淹没，快速的消失，似乎从来就没有被开垦过。我觉得：这里的人们有点怪，只记得扛着锄头开垦、种植的日子却记不起收获的时刻，至少不是很在乎。

有一阵子了，大大小小的政府干部一直将蔬菜、葱蒜的种植，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来割去，它们的生长自然不被允许享用良田。于是乎，这些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植物只能躲在边边角角，不被人待见的地方暗暗生长。它们待的地方山高坡陡，到来的干部都知道村里人在做掩耳盗铃之事，时不时的光顾，时不时的美食招待、享受，也乐观其成，视而不见。村子沿着一座坡度高达七十多的高山山脚而建，是当年修建水库时搬迁重建的结果。站在对面的山顶看，一字扭扭歪歪排开的房子，像在一个不宽的带子上摆放的积木，屋子门前两仗多远外，就是一堵用山石堆砌的石墙，石墙的下面是水田。村子的宅基地是炸山、填凹，费尽力气后造出。就此节省下来的田地，是不是能弥补造地基付出的代价，没人在乎。人们需要的，只是数字上的满足。

山脚下，村子背后，有条人造水渠，最窄的地方只有一米多，流着来自水库的水。水渠的水清澈见底，一年四季冷冰冰的有稍微的甘甜味道，我很喜欢喝里面的水。外公说，水好喝，但是不可多喝，太冰，对身体不好。站在山脚向上仰望，山坡上没有多少树，一片绿油油的，是大小、规则不一的小菜田。我已经忘了来时的忧愁，被好奇心纠缠：这么高的地方，还有如此郁郁葱葱的种植，浇水问题怎么解决。在自己所在的村子里，浇水是最让他受累的活计。老远的挑着水担，赤脚或者穿着草鞋走在石子路上，好几个小时不停的来来去去，很累，还起不了多少作用。秋天时的收获并不好。大家做着无用功，却乐此不疲。

高高的水库堤坝，比我在武汉市看到的最高的建筑还要高。是几年前新建的，据说，有了这座水库，山坳下面一望无际的水田，就有了丰收的保证。修建大坝之后，昔日数百年居住的村子沉入库底，干枯季节，看到的也不过不多的残垣断壁。稍微有用的建筑材料，都被村民们用蚂蚁搬家的办法，搬走再利用了。

一直觉得自己走山路厉害的我，跟在小姨身后，气喘吁吁，走走停停，转眼间，小姨已经轻盈的飘到薄雾环绕的山顶，若隐若现的身影，像入了仙境。憨憨在我前面不远处，走走停停，一会儿消失在杂草之中，一会儿又转了出来，明显的在等待我，估计同时在试图寻找点野食，山鼠野兔啥的。山坡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菜地，不像典型的梯田，倒更像山石上长出的绿青苔，一块块的都生长的碧绿，异常旺盛。应该是村民们费了不少的力气挖石、造坑，运土之后的结果。菜地外边缘都有垒砌的石块，里边或者旁边则时不时的会冒出一个个小水坑，有的还藏在杂草中，人不小心很容易掉进去。

我感觉自己像进入雷区，那若隐若现的小水坑就是地雷阵。头几年全国总动员，全民准备抗战，反修防修，大家骨子里都是战争的影子。小水坑里面盛装的是泉水，源源不断，有些认真的人，居然挖了一米多深，看下去深不见底。每次来这里，我最喜欢的是看风景，尝尝这甘甜可口的泉水。即使是在盛夏，在山顶，泉水依然冷的刺骨。

小姨，这山有多高？我问。不知道。她答。应该有两百多米吧。我自问自答。你咱知道？她不解。你看，和双峰相比，基本上是一小半。双峰有接近六百米，这里就应该两百多吧。后来学测量，我都有想准确测测高度的想法，来证实自己的猜测。 

就在这是，我意识到憨憨出现了状况：他在不远处低声吼叫，似乎在和说对抗。我注意到那是条大蟒蛇，随即从身边地上拿起一块石头，想走上去帮忙，估计是意识到危险，蟒蛇放弃对抗，快速的溜之大吉，钻入草丛之中消失不见。

当天傍晚时才疲惫归来的舅舅对我说：问题解决需要点时间。你可以在这多待几天，我继续处理？或者，你先回去，我一有消息就去告诉你？懂事的我选择回家去挣工分。毕竟是孩子，心里装不下事，早上来时的满心忧愁，无影之中被快乐替代。唱着样板戏的片段，边走边跳，一会儿就回到了家。看着孩子满心欢喜的样子，爸爸妈妈没有问什么，觉得自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若干天后暮色浓浓的傍晚，舅舅从后门静悄悄走进。坐了不到半小时又神神秘秘离开。看着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我开始时有股兴奋感：特像电影里的地下党！那些让自己仰慕的英雄。随即我又觉出股负罪感：十几里，在这夜色中还要跨越两座水库边沿的崎岖山路，为了自己，舅舅这是在拿命相拼！昔日，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晚上走夜路的人不小心掉入山崖下的水库，几天后被人发现时已经是浮起的尸体。多读两年真的就这么重要？党已经教育了大家上十年，人们都相信知识是无用的，况且还一再强调：知识越多越反动！此时我怀疑，自己的执拗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太任性，是不是在骨子里和奶奶一样反动？ 党可能真的是对的：反动派的子女，骨子里也只能是反动派。

6. 

两个星期之后，在舅舅的活动下，我最终成功的走后门，可以到离宋家拗四十华里外的王家河中学读高中，那是王家河公社的公社政府所在地的高中，公社三所中最好的。我自己所在的枫林镇公社有四所类似高中，最近的设在柿子集镇。柿子集只是一个大村子，散落地沿着一个小山丘的斜坡住着三百多号人。很久前因交易柿子而出名。附近的山岗上曾经种植了大量柿子树，秋天时金黄沉甸甸压满枝头的柿子，老远就能感觉到一种富有。公社是乡级行政机关，下辖若干由十几个自然村组成的大队。枫林镇公社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地域，住着三万多人口。

去王家河中学，我得先走到舅舅所在的宋家拗村，再继续向下游沿着一个人工修建的灌溉用小水渠（小河）走出二十多里。小水渠的源头就是舅舅家旁边的那座水库。这是小路，也是近道。大路得绕着双峰山转，多了十几里路。向下的山坳都是水田，山坳变的越来越宽，两边的山则越来越低矮，慢慢被丘陵取代，丘陵坡上是旱田。

八月下旬，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憨憨坚持要跟着。我吼了他，并且高高的举手表示要揍它的样子。我极少吼它，更没有动手打过它。它一直是我最好的玩伴和朋友，有委屈我会搂着它的脖子倾诉，而它则时不时的用身体动作来安慰或者认可我。在我有开心事的时候， 也是它和我分享快乐的时光。最终，还是让爸爸将他锁在卧室，才躲过他的坚持。那天我早早的到了舅舅家里，喝了一杯水，停了一刻钟，又马不停蹄的继续向坳外走去。

舅舅陪着，手里拎着一个装过化肥的口袋，稍微靠近点就能闻到刺鼻化肥味。在农村，这样的袋子还是高级的稀罕品，只有在重要的时刻才舍得用。现在，里面装着块腊肉还有块糍粑，是过年时外公攒下准备必要时用的。外公觉得自己亏待了孩子们，每次看见我，满眼除了慈爱、关怀外，就是一丝丝歉意。这些腊肉和糍粑，是外公准备为舅舅拉关系，靠近党组织用的。外公的逻辑和奶奶相似：人家帮忙让你入党，时不时的意思下应该，大家的日子都过的不宽敞。为了那个党员证，舅舅做出了很多贡献、牺牲，依然在不遗余力奋斗不止：那个小小的党证，可以改变他的命运！今天为了外甥的固执，舅舅没有犹豫，外公也默许。 

二舅穿着一双有些旧的军用球鞋，原本的绿色早被白色取代，好几个补丁看上去很显眼。鞋子很干净，二舅平时舍不得穿，多数时是赤脚，偶尔穿草鞋。鞋子是几年前小舅去世后作为慰问品由部队送来的。外公说，当时部队派来了一个大官，副师长呢，还送来了很多钱（一百多块现金）和不少的礼品（一套军装和一双军鞋）。小舅死得值，值。很多次，经不住纠缠的外公这么说，我聚精会神的听着，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外公含着的泪花，最终没滴落下来的眼睛。跟在身后的我赤着脚丫。为了准备这次远行，妈妈亲手给我做了双新布鞋，一针一线花了好多个夜晚。好几次半夜睁开眼，都看见闪烁的煤油灯暗淡的灯光下，妈妈低头认真纳鞋底的模样。白天午间的休息时间，妈妈也一直在忙乎着鞋子、蚊帐、纺纱织布，偶尔实在是困极了才会坐在那里闭眼一会，熟睡之中的她，手里还握着鞋底和针线。

年初正月十五时，外公来家过节。兴高采烈的我，带着外公去附近的小镇看舞狮、踩高跷等传统节目。不好好看节目的外公，却少有的喊住我，大声的吼我不懂事，是光着脚丫子惹的祸。外公说：初春的大地还寒气逼人，不穿鞋子到处跑，会生病的。我不觉得有那么严重，直到几十年之后！我不是不喜欢穿鞋，像嘴里说的。我是不舍得让妈妈为自己操劳太多，能省就省点，妈妈就可以少操不少的心。我这么想，却不会这么说，也没有如此直接的感觉联系。

路上要跨过一条小河，河水不深，舅舅脱下鞋，坚持要用肩膀扛着我过河。小时候舅舅经常这样做，长大后我却很少有机会见到舅舅。距离太远，没有父母亲陪着我一个人不敢走，爸妈也不让我一个人走。妈妈经常说：我们有你不容易，不想有什么意外。为了我的到来，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的父母，四处寻找寺庙和高人，磕头烧香，最终感动了菩萨，随后一下子就是四个。得之不易，我成为家族，父母，奶奶，叔叔，外公、外婆等人的掌上明珠。 

二十多里的土路，跨越了不少的田埂，我们一口气走了快两个小时。说是公社中学，应该和自己所在的公社中学类似吧，那里离县城近，还是县里设立的表率、示范学校，它的环境和条件比柿子高中应该好很多吧？我如此想着，怀抱希望、期待，脚步也迈的轻松，赤脚和泥土亲近的感觉也相当好。好奇心强的我，一路上东张西望的，美滋滋的满足着饥渴的好奇心。

舅舅没有将我带到一个我想象之中的学校，而是走进一个小山包山顶上，一片孤零零的简陋平房里。这里四周连个小村子都没有，更谈不上小镇。平房里面只有年岁较大的宋秉义。宋连长来啦，坐。宋秉义站起来说，带着长辈的威严和上级对下级的居高临下。这样的口气和身体语言，昔日在汉口呆着的那个多月，我见识了不少。叫小宋就好。博儿，快，叫外公！舅舅边说边拉过躲在身后的我。

外公。躲在舅舅身后低着头一直看着地面我小声的嘀咕，像蚊子叫，恐怕连自己都听不到。害羞、腼腆，瘦弱，自己还是个没有长出个头的孩子。别叫外公，叫宋副校长，副校长。不要让人家知道咋们有这层关系！校长使用的是命令的语气，特别强调了后面那句。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学习，需要托人走后门，也觉得害臊，为了自己的能力不够：无能。

那好，就叫校长。校长，这孩子就交给您了，麻烦。不听话，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好好管教管教。还有，这是一点小意思。舅舅边说边从化肥袋里拉出带来的腊肉和糍粑递上去，随即将化肥袋收拾好，小心翼翼的放在准备带回去的物件一起。打开袋子的一刹那，一股浓浓化肥味道的冲出，掺杂着腊肉特有的臭味，让我不自觉的向走退了退。相对站着的两个成年人，却似乎没有感觉出丝毫的异常，至少我没有观察到。还客气什么，不用，带回去吧。两个人随即推推让让了几个回合，舅舅的糍粑和腊肉就安安静静的躺在面前的桌子上。 

这是个用砖瓦搭起的普通平房，窗户上的玻璃都完整，看上去是新的。乡下条件好的地方有些这样的公家办公地，只是不多见，窗户玻璃如此完整就更少。农家还没人有这样的财力，除了老建筑，大家基本上都是用泥土做出的土砖作墙的建筑材料，条件好的会有部分的砖墙做地基，差点的就用来自山上的石头。墙脚经常会面对雨水冲刷，土砖不经雨水吹打。

7. 

确信这里就是我将就读的高中时，心里一冷，想一走了之，打道回府。在这火辣辣的盛夏他不禁打了个寒碜：这到底是什么状况？校长将我们带到一间教室里，空空荡荡的面积不小，应能容纳六七十个学生，类似的有三间，建在校长办公室兼卧室那栋小平房的旁边，几步台阶之上，中间有个小坡隔离。教室的墙边有几个上下铺床架，有点旧，桌子、门窗看上去却挺新。我意识到，那应该就是自己住的地方：晚上睡觉，白天就在旁边学习，也不错！只要能读书，这地方也挺好。我开始有点开心起来，忘记了刚才的失望。既然费了好大力气来了，就不能走，也不会走。 

校长说，还有几个星期才正式开始，先在这里学农锻炼。

临离开时，依依不舍相送的我，默默不语的跟着舅舅走了好一段，从山顶走向山谷，沿着弯弯扭扭的田间小道。田里的稻苗插入不久，刚刚站稳脚跟，开始发力。在一个池塘边的塘埂，舅舅站住，转身对我说：你先在这里好好听话，过阵子再想，看有没有更好的。很显然，带着无奈口气的舅舅，话里有话，我却没有听出来。此时的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光着脚板的脚底下的路面，实在是太烫了！其它的，似乎也没有精力去顾及。于是，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住读！

我点点头，站在那里，停住了，看着舅舅远去的身影，消失在山坳之中。脑子里留存的还是舅舅那无奈的眼神：我哪里明白，舅舅可能已经意识到随后将要发生的，只是没有更好选择。随后我将脚板分批的放进水田的水里泡了泡，水温很高，像刚刚烧开的开水。降温之后，走在田埂上感觉好了不少。送走舅舅后回到教室，开始挂好蚊帐。这里的蚊子多且壮实，在白天都明目张胆嗡嗡叫着叮咬人。山顶干燥，原本是不应该有这许多蚊子的，它们的存在似乎是有意为自己准备。不一会儿身上赤裸的部分就有好多血迹，血主要是自己的，还有他人的。

为了儿子这次远行，妈妈连着赶了好几个晚上，织出足够的面纱。爸爸再用手工缝合在一起做出个完整的蚊帐。奶奶则从一开始，就忙前忙后的帮忙，纺纱、织布，或者是熬夜，看着她的儿子为自己的孙子，在油灯下做蚊帐。奶奶最常唠叨的一句是，如果你爷爷在一定开心死了。接着是一声哀叹，对五七年时爷爷饿死的无奈，和与命运抗争的无力。白天的劳作，谁都不能耽搁。爸爸一直是远近闻名的裁缝，他的缝纫机早就被大队部派人抬走封层在什么地方。纺纱的棉花，部分是分给自家攒起来的，部分是向亲朋借的，预支着未来。 

我来的早，学校只有自己和校长，和空空的校舍，没有校门也没有招牌。

第一次需要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呆在一起，过夜，独立生存，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恐惧。适才偷偷的看了看外面的乱世岗，似乎没有野坟包，突出的几个小土堆，看上去也不像是坟包的样子。没有坟就应该没有野鬼，所以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后来才知道，是我自己误判了：房子建在山岗上，对面出门就是乱坟岗。只是，稍微有点土的坟包上面的土，都被先期来的学生们搬走，用作种植的土壤了。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个屠场：日本人在这里枪杀了数十个中国人！后来国民党又在这里枪杀了数十个中国人。再后来，共产党也在这里枪杀了数十个中国人。也正因为这块地不吉利，而且山包上都是被粘土包裹的麻姑石头，连杂草都不怎么生长，实在是没有开发的价值。所以附近的村民才答应，无偿的贡献给学校建农场。

当时我只是心里七上八下的，一个人呆坐再空空荡荡的巨大教室里，眼睛里冒出很多疑惑：一个公社的中心中学怎么会只有这几间教室，而且办公室也只有几张桌子，这会是什么样的学校？我不敢问，只能自己观察、思考，使用有限的逻辑。这个下午，我的任务是整理床铺，做内务。明天开始干农活。我拿出来的物件：一个凉席，一小布袋装着的两斤大米和一小瓶咸菜，一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个小枕头，妈妈织出的布做成的小袋子里面装满的荞麦皮。这些荞麦皮的来源，还有个让他想起来就会笑的故事。

爸爸被逼着回乡种田时已经三十好几。从很小就外出做学徒，后来又长期在外做手艺，对干农活没有什么概念。一直被人尊重，自尊心极强的父亲，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出自己对务农的无知，只好少问多思考。想当然的觉得，只要将地整理好，深挖翻土，多用基肥，再确保水分和维护，就一定会长出好的收成。于是，他早早的开始准备，到处挖草积累基肥，再频繁的给猪圈换新土，旧的挖出累积在旁发酵。

长时间的勤奋看来有着不错的收获。开始时的长势确实喜人，比谁家的都更壮实、可爱。每天放学后，我都会花时间去山坳那边的田间，看着那胖胖粗嫩的干，都有想割回家炒着吃的欲望。荞麦花开时，我更是去的频繁，想象着收获季节，香喷喷的荞麦米饭，对于一直吃着红薯，吃得吐苦水的我们，会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当时正在割着资本主义的尾巴，能够允许使用的田地极为有限。后面的结果让一家人失望：收到的果实比大家的水平平均差了很多。后来知道的原因是施肥时机不对，而且在不同阶段使用了错误的肥料。还有，稞间的距离太近，过于拥挤，欲速不达。那块地最终打出来的荞麦的皮，只做出了几个小枕头。不足预期的三分之一。 

为了我现在的这个机会，舅舅、舅妈费了不少的心思。舅舅这里，原本有个离宋家拗七里地外的属于本公社的李子集中学，当校长的是同村的叔伯兄弟宋浩然。本村的孩子上高中都去那里都走读，虽然有点远。那所中学和我家乡的柿子中学类似是镇中学。第一次去时，舅舅就是从那回来。七里山路走起来费劲点，毕竟比二十多里近不少。没想到，带去的腊肉、糍粑被同村退回：这样成分，不能收！毫无商量的余地。

舅舅回家，听明白的舅妈说：可以理解。宋浩然一直胆小，自己的上中农成分也有压力。何况博儿又不是本地住户，为什么必须在这里就读，也难以解释。要不，将户口转来？外公说。农村哪有什么户口。舅舅回答。言下之意，没有记录的东西，怎么个转法？那就说是咱家的孩子。外公说，看看舅妈，询问着。通常而言，外公的话舅舅会照办。

按理是没问题，只是浩然爱认死理。他是不是问过，为什么不能在博儿自己本地上？他一定在怀疑，这里有巨大的阶级斗争问题。舅妈分析的很认真，外公点头认可。舅舅后来说，我先是去找了王家河高中的宋校长，觉得那里是公社中心高中，权力级别高一些，条件好点，还能住校。宋校长却说，最好是去李集中学，怎么样也算是本地人吧，至少是亲戚家的，养在外公家也很正常。舅妈说，校长的话也有道理。很多时候，舅妈比舅舅更有见识，更善于思考。这样的女子在农村不少见。

李子集中学设在李子集镇，一个有四百来口人的大村子，在交通要道上。学校的条件却比柿子中学还差。老师都是赤脚民办，除了宋浩然自己一个人是吃商品粮，算是国家的人。他妻子则是乡下人，就住在舅舅和外公所在的宋家拗，带着三个孩子，以种田为生。按照宋秉义的建议去，二舅却最终还是没有走通宋浩然的关系。通常在这样的情形，只要说是来上学，是哪个村子的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其它的任何要求，就被接收。户口只停留在口头，充其量是问问村子里的人：你们那里是不是有某某某，印证一下而已。 

8.

十三年的人生，我基本上都是在枫林镇公社的地域度过，除了偶尔走出地界来到相邻的南山公社，外公所在地。唯一的例外发生在十岁那年，我一度走出乡村，到汉口在大舅和大姑妈家住了个多月。大舅是外公的大儿子，很小就去汉口谋生，外公得益于自己有手艺，解放初期在城市之外过的还好，就留在了山村，故乡。外公那些身无一技之长的几个堂兄弟，很多为了一份收入最终在汉口、武昌安居，做了城里人。部分的，则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忍不住饥荒外加城市工作机会稀少，响应政府的号召又逃回来做了农村人，随后后悔不已。大姑妈是爸的姐，兄妹四个中的老大，当年陪着大姑父定居汉口，也是基于类似原因。原本来去自由的城乡，在一夜间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堵无形却非常厚实的隔离墙，墙两边的人就此被分成差异极大的两个阶层，过着质量差异极大的生活。原本平等的人，突然一边变成了被另外一边仰慕却不可及的存在。前者开始了对后者的居高临下和嗤之以鼻、不屑。五十年代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强化，又将这道墙变的更加厚，很多人的命运就此发生巨变。人们之间开始有了另一个层次的贵贱，城市和农村就此有了不同等级，劣等、低贱的农村人产生。 我们这些出生再农村的孩子，天生就属于鄙视链的最下端，类似于《美丽新世界》里面的伊普斯龙族群。而像我这样富农家庭的孩子，则属于最低端里面的最低端，根本就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姑妈有八个孩子，是当年响应政府多生多育政策的结果，那时候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积累士兵。她们一家子住在汉口硚口附近国棉厂的职工平房，六十多平方米的地域，到处挤满了床板，有些还叠了三层，床板间不足一米的上下空间，睡觉时只够人滚着进，爬着出。平房前面左前方不远处是个公共厕所，围绕它的是十几栋类似的平房。

站在门口，即使是微风，吹来的也是臭烘烘的味，最难受的是炎热夏天。门前不远处是几家人合用的水管，摇摇晃晃的站在一块已经破旧有不少裂痕的水泥上，水泥边缘是个半尺深一直在流着的带着恶臭的污水。

夏天时空中飞着的是成群结队嗡嗡叫着的大个苍蝇，交错而来的是更为密集的蚊虫集群，后者轻盈、安静，有时居然会直接冲着你的脸，没有躲避障碍物的意愿。平房后是条永远灰尘噗噗的公路，傍依着一个高出一米多，长满灌木丛的铁轨“埂子”，上面是时常笛声不断来去的火车，时不时将身下的床板震得不停颤抖。在夜深人静时，一声长啸，瞬间能将美梦带入噩梦的门厅。

我不喜欢这里甚至是觉出厌恶，唯一的例外是铁轨埂子上密密麻麻的灌木丛，视角屏蔽之下充满神秘，带给我无穷的想象空间。堂姐们喜欢逗我这个乡下来的土疙瘩，还专门给取了个绰号“不晓（本地的土话，不知道）”：问我话时，我回答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字！高中毕业的姐姐们都在国棉厂工作，多数的正在恋爱期，各自忙碌着。

有次，一位姐姐见我孤独的呆着无所事事，无聊至极，实在是看不过去，狠狠心挤出时间，主动提出带我去工作的棉纺车间看新鲜。附近住户的同龄孩子很多，但是，没有一个愿意和我这个来自乡下的野孩子一起玩，觉得掉价。我兴冲冲的去看了后，却拒绝了第二次，姐姐问为什么？我说“不晓”。实际上我不喜欢那里的噪音，还有漫天弥漫的飞尘。在家乡我就不喜欢杨谷子时飞起的尘土，而喜爱干净、安静、自然，喜欢夜晚微风习习，昆虫的伴奏大合唱。

堂哥带着我去看江，还在江水里游泳，让我跟着我也拒绝了。问原因回答还是“不晓”。堂哥一群人在浑浊的江水里畅游，享受和体会毛主席所说的征服感。我只是坐在江边山石上看着滚滚江水，想着东流的去向和进入大海的欢快，猜着，它们最终的归宿会是哪。江水太脏人太多，没有我家乡的水库好，那里水清、干净，人也不多。游泳累了时，我会仰面躺在水面，渴了则会转身喝点库区的水。多数时候是安安静静的在水面上躺着，欣赏蓝天白云，偶尔的摇摆一下脚丫，为的是保持平衡。

我不喜欢姑妈一家人的势利和对自己的瞧不起，自己看不上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感觉不出他们生活上的优越在哪。对哥哥姐姐们的自以为是，我更是不以为然，觉得可笑。姑妈一家十口人，除了姑父，大哥大姐外，其他人都喊我“不晓”作名字。我没申诉也没抱怨，唯一的对抗是沉默：你不用名字时我装作没听见！我越是这样，姑妈和那些哥哥姐姐们就越是觉得，这个乡下孩子傻呼呼的，也叫的更起劲。那次离开后，我再也没有在姑妈家住过，即使后来在武昌上了大学偶尔过江来拜访，也只是坐坐，客气的应对个吧小时而已，那时候，还在喊我“不晓”名字的只有姑妈，她觉得那就是亲热，她的都在工厂车间工作的孩子们，却觉得尴尬。

在姑妈家住了十多天又转到江岸的大舅家，舅妈对他的感觉照顾细腻多了。大舅和舅妈都在机务段上班，大舅做木工，有车床。我喜欢看大舅使用车床，将原始的木材转眼间打造出漂亮的物件。只可惜，大舅不肯经常带我去车间玩，说是有规定，还不安全，那里噪音也挺大。大舅家有四个孩子，住在有三层的小楼房里。里面的高层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围着一个狭小的中空向上加码。走在三层狭窄的楼道里，面对没有栏杆的过道，我感觉害怕：晚上睡眼惺忪的不小心走出小小的房间，从三楼掉下去，会摔死人的。我不想死。 

因为比较了才知道差别。见识了繁华的武汉，我觉得远没有人们羡慕的语言所描述的那样值得让人景仰。在武汉的生活不好玩，那么在哪里的生活才有价值才值得拥有？那一阵子，我满脑子的都是这方面疑问。可惜山哥回答不了，或者说觉得我的感觉很奇怪。但我自己明白：想要一个内心丰富的世界！想要一个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我喜欢思考，喜好探索，想多读几天书！

小姨说，两岁时我嘴馋，喜欢吃生花生。花生精贵，是做种子的。我也精贵，超过花生。每次见到剥花生我都要，想给我家里又没有，不给让我伤心又不忍。最终，大家想出个躲的办法。可是我极为聪慧，总能基于谁应该在视界内却不在，判断出一定在做躲着自己的事。再基于声音来准确定位。这样的躲避，在外公家都不得不使用。那次，找到牛房的阁楼自个的爬上梯子，结果有了事故。乡下的房子通常内空较高，有条件的会在中间用木板搭个阁楼，条件好的在每个卧房都搭上，既有效使用了空间，又带来了美观和干净、整洁。在外公家玩时那次，我从阁楼摔下，好在下面是堆牛粪，救了我，摔下的时候后背朝下，不然就是满嘴的牛屎。就是那次后小姨说：我欠你一条命，差点摔死你！今天，不让自己饿肚子，虽然依然很难实现，但是已经不再是自己人生第一目标。冥冥之中，固执，对读书的渴求，最终改变了命运，是我没有想到的。 

到中学农场的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来了位被校长称作老张的男子，五十多岁，脚有点瘸，背有点驼，寡言少语，走路总是低着头，似乎是在寻找丢失的宝贝，黝黑老成的脸让他显老。一直没有在意老张长相的我，有天近距离的看了眼，觉得这个人的面相和普通农民有很大不同，眉宇间缺少老农民特有的土气和对命运的妥协——无神的死鱼眼。老人的眼中，放射着从自己昔日喜爱的数学老师眼里看到的那种光芒。老张负责打杂做饭，校长对他说话还算客气，但是我能够听出一种威严和居高临下。老张则唯唯是诺的服从着，显得极为温顺、听话。看上去老张比校长老很多，虽然他们的实际年龄相仿。校长一脸的细皮嫩肉，白嫩嫩的像个小白脸，老张则黝黑，粗糙，额头上还有不少的皱纹。

中午还在担心的吃的问题，在老张到来后变的自解。每次准备做饭前，老张会敲响一个小铃铛，听到铃铛后人们会带着自己的蒸钵，到下面的池塘里去淘好米，放上自己想要的水量，个多小时后，香喷喷的米饭就会准备就绪。所有用水，都来自山坳下面的一个小池塘。走近池塘老远就能闻到股臭鱼腥味。最近干旱的厉害，池塘里的水不多，需要走过干枯的部分底部泥地，走向中间的一个小水坑。泥地上散落着一些小死鱼的尸体，应该是它们和泥土在烈日考晒下蒸发出的，在制造着这充满诱惑力又让人厌恶的臭鱼腥味。第二天中午时又来了些人，一个戴着厚镜片的邓老师带着七八个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男孩。三个年纪相仿的成年男人，带着九个年龄相仿的男孩，说是开学了！

这里确实是公社中心中学的一部分，堂外公是中学的副校长也是农场负责人，开始时客气了几次，让大家喊他副校长，叫着别扭，也就“校长、校长”的顺畅下来。校长对老张威严有加，对邓老师客客气气，而邓老师却对老张客客气气对校长不冷不热，对学生温和、充满耐心。在学生面前校长的架子一直很大，且缺乏耐心。在我上小学和初中时也有校办农场，都在学校附近不远的小山上，那些荒郊野外的几小片薄地是附近生产队贡献的，自然也没有值得派人去守的意义。而且，那里的土质和这里相比，要好很多。全国上下都在学工学农，都在为着这个伟大的政治任务，寻找、建立着大大小小的示范和榜样。

王家河公社中学，是文革期间县里特别树立的学农榜样，自然需要特别的气派：一个公社级别中学的农场，拥有好几栋新建平房，还专门派个副校长级别的大官来驻守。这些房子很新，应该是刚修建不久，甚至可能就在这个夏天。这些房子比我家乡的那所豪华多了，柿子中学拥有的都是泥土砖累积的简易房，没有一个完整窗门更谈不上窗玻璃。巨大的窗户只有框架，下雨时就用稻草编织个草板象征性挡雨。转回去后，窗户成为自己主要的进出通道，那是后话。排房面对着极度贫瘠的黄土地，和布满麻古石的小山头。山头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小松树，艰难地活，歪歪扭扭的苟延残喘。散散落落的杂草也稀稀拉拉的没多少。眼见所及，只能说是比寸草不生好些。

只要有学上！我来了。这点艰苦对我算不上什么！

我暗暗的立志。让自己意外的是，不请自来，真正意义上的劳改就此开始！

我随后在这里呆了两个多月，来回家乡十次，赤脚走完了数百里。让自己没有想到的是，每天的工作就是抬大粪，挖土石方，在坚硬无比的碎石与黏土混合的土壤上，试图用人定胜天的意志，来改造出一片良田。从乱坟堆上用小手小心翼翼淘来的土，则被异常珍惜的，作为精品土壤，用来呵护幼苗的成长。其它的土壤，干燥之后像石板，浇水之后又稠乎乎的像胶水。就是面对如此质量的土壤，我们我们这些十三岁左右的孩子们，需要和天地斗，人定胜天，最终种植出高产的棉花来。

每天天蒙蒙亮就出工，漆黑一片才收工，十多个小时的工作之余，就是学习主席的语录，改造自己的灵魂。平时时间，同学间不允许交头接耳，相互制造谣言、流言蜚语。

当年的我，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对于文字上的东西有着天然的喜爱。一本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不做农活，眼睛还能睁开时，我都会拿出红宝书津津有味的读着，体会和记忆、理解。很快，就能将整本书的内容，一字不差的背出来。每当在路上被陌生人拦住，要求背诵主席语录时，都是以对方目瞪口呆为结局。有段时间，会背诵主席语录就是必须准备的通行证。我拥有的，是为数极少的超级过关证。看在眼里的校长觉得，这孩子有出息，是在认真的接受改造，有潜力成为榜样。在校长眼里，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像我一样，认真的学习红宝书！而我，很容易看出来，是在用发自内心的认真在学习和改造。

听到夸奖后的小姨说，外甥聪明，是自己的功劳，走的是牛屎运。几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不错的文笔，应该就是得益于那时的启蒙：红宝书里有不少充满哲理的语句，比那些每天报纸上见到的假大空八股文强很多。

按照我所理解的农业知识和经验，这样的土地是不值得如此折腾的，浪费时间。而且，从小到大，还没有见过有人居然想在这种土壤上种植庄稼。再者，农村也不是真正的缺少土地。我搞不懂为什么非得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可校长却反复强调，越是困难越要做，人定胜天，让盐碱地长出好庄稼，才是革命者应有气概。

校长必须成就不可成就之事！ 

每天夜晚，我不得不在老鼠的打闹声中入眠，那是自己唯一且必须习惯的音乐。开始时真的有点害怕。深夜老鼠上蹿下跳，相互追逐、嬉戏闹出的动静，早已习惯。只是这里的老鼠似乎更大更不怕人。我担心，这些疯狂的老鼠会在夜深人静时将自己吃掉，第二天天亮时，人们看到的自己将会是堆白骨。开始时的几个晚上，我都是睁着眼看着漆黑的夜色，直到实在熬不住才挣扎着闭上双眼。起初我还试着打呼噜，有人告诉我，呼噜声会吓跑老鼠，自己试着做却做不来，周边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则让我极度困乏都难以入眠。每天三两白米饭，对着不多的咸菜，做着十几个小时繁重的体力活，烈日的曝晒，我艰难地熬着。我明白，父母帮不了我，谁也无力帮助我改变这些，除非我放弃，选择回到家乡，做类似的工作，可以赚几个公分。这里的工作属于义务，没有回报，除了每天有人带着学习一个小时的红宝书外！

早上起床，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身上是不是少了什么部件。过了好几天惊心胆颤的日子才慢慢开始习惯。后来觉得蚊帐可以保护自己，将老鼠隔离在蚊帐外，于是，我将所有重要物件藏着蚊帐之中。结果，置放在蚊帐内的大米口袋，不仅没有保住自己，还给蚊帐带来很多大大小小的洞，于是，我又不得不和趁机偷袭的蚊子抗争。就这样，原本就不足果腹的大米，不得不和饥饿的老鼠分享。带着咕噜噜叫唤的肚子，做着成年人般的重体力活，每天的日子在煎熬中更加艰难的度过。我最盼望的是周末到来，会有两天假，可以赤脚走三十多里的山路回家吃顿饱饭，第二天再赤脚走三十多里回到学校，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想读书的愿望。 

9.

九月九日，主席去世的噩耗传来，很多人都哭了，悲伤中带着对未来的忧虑。我也想哭，可就是无法产生内在的悲伤，哭不出来。政府说主席是咋们的红太阳，这没有太阳的庄稼该怎么活？想到这他又有一丝丝的忽左忽右，奇怪的感觉：有点开心，是因为被烈日烤的太难受，没有太阳日子会好过很多；害怕和担心是因为，如果真的没有太阳，庄稼是不是就无法生长？那么，咱得靠什么活呢？

一夜间，校长宋秉义老了很多。他一定是在深刻怀念毛主席老人家，我觉得。记忆里，还没有一位和自己很亲近的人离去，我没有亲自体验那种刻骨铭心的撕裂之痛，自然感觉不到他人的悲伤。几年前，村子里的五保户梁大妈去世，我伤心了一阵。梁大妈和奶奶的年龄差不多，辈分低。她有个女儿外嫁他乡，她曾跟着女儿生活了段回来后就很少离开。村里在村子中央位置给她建了个很小的有里外两间的房子，里面刚够放个单人床，外面几乎同样的面积是厨房和吃饭空间。村里会按时给她提供些必须的食品，大家分摊，她自己则种一小块菜地作补充。她是村里唯一不受割尾巴影响的人。送葬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失落，觉得可能再也见不到老太太了。

外婆去世那会，六岁的我紧紧拉着妈妈的衣服，内心充满伤感，正哭的死去活来的妈妈，还是忍心丢下我，自己一个人哭哭啼啼的奔向外公家。奶奶说，妈妈太伤心，天又黑了，带着你走那么远的山路还要过两个水库，不方便、不安全。我不觉得奶奶的话有道理，认为自己可以走！我想外婆，外婆爱我。没有亲眼见到，自然痛感不足。爷爷在我出生前几年就被饿死，我也只是听奶奶说，每次提起奶奶都会满眼泪珠，低声哭泣：作恶呀。那帮人不得好死。

主席死后，细心的我还是感觉出细微的变化，最大的不同来自邓老师。我从小就很顽皮，生性乐观。主席逝世后的一个中午，睡不着觉得无聊，就想到处走走瞧瞧。说来难以置信：来农场已经三个多星期，都不知道排屋里到底是什么样。白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去地里干活，又脏又累，每一分钟都是煎熬，都感觉是在拼着生命中最后残留的那点力气。中午，有时还得表现意志坚强，改造自己决心的坚韧，继续顶烈日战斗在棉花地里。抬着从远处村民家讨来的臭烘烘的大桶粪，加点水后再一瓢瓢的给棉花苗施肥，一株株的拔掉棉花苗旁边的杂草。土地过于贫瘠，用心呵护种植的棉花，产量有限。后来才知道，烈日炎炎之下的中午，是不应该浇水的！

过程重于结果吧。邓老师说。我觉得，口气听起来怪怪的，带着不屑和讥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古人曾经如此训告。我吃得苦中苦，也吃了很多苦中苦，却看不见人上人在哪，也没有那方面奢望，那里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我天生就属于社会最低端的一份子，命中注定。我只是想活着，唯一的理想，是活的开心点。

大家都在酣睡，除了知鸟时不时懒洋洋哼几下外，只有烈日烘烤大地发出的丝丝声，伴随着空气中独特的烘烤味。再有，就是门外静静站着已经有一会儿的我，和室内坐在床边埋头看书、写字，沉浸在世外桃源之中的邓老师。平房面对学校棉花田的方向，山顶那边有个走道，为在不同房间走动的人遮阳挡雨。南方夏天雨水多。和校长办公室对面的另外一头，还有个房间被安排为老师卧室。只有教室三分之一规模的卧室里，并排放着四个木板单人床，里面只有一个床上有凉席，其它的都空着。老师在一个空床边，坐在小凳子上，用床做桌子。

过了好久，老师才意识到，还有人站在门外好奇的看着自己。就是在那天，我第一次从邓老师那听到“英文”这个词，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如此大热天，还如此认真的旁若无人的读着厚厚的书。那书得有一寸多厚，是自己人生见到的最厚的书。以前见识过的厚书就是《毛泽东选集》，家里一本也有一寸厚，那是除了课本外读自己得最多的一本厚书。其它的杂书虽然也读了些，包括曾经非常流行的几本手抄本，和没有封面的苏联小说。但是，邓老师的书更大更厚。

我只是这么想着，没有说出来。否则，很可能因为这种对比，意味着“贬低”主席，就够送到真正的劳改农场呆上好几年。因言获罪，是典型的犯罪之一，很常见。对读书的渴望，在那一瞬间被老师看在眼，疼在心。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就这样相识，却无缘相处长久。否则，如果从那时就有这样的老师教导英文，我日后的日子会过的非常不同。很多年后，再回顾时我想：机缘只能碰，不能选。 当年只派他来农场“帮忙”，估计是因为他教的课程还派不上用场。

此前，校长曾经多次警告过，不可以随便走动，更不可以随便和同学、老师说话。我没有意识到自从主席过世后，校长的管制，无形中松懈了很多。我不懂，但知道，听话是必须遵守的规则之一。我想遵守规则，可是做不到。毕竟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又顽皮，自己的意志还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邓老师非常耐心的，给我介绍和解释书里的内容，英文和中文的不同，还特别讲了几个英文字的差异。几十年后再想起这段，我什么都没有记住，除了老师所说的“的”字的多样性，和莎士比亚文集几个字。却对莎士比亚是谁，当时的我，没有概念。世界上还有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文字？什么样子的人会使用如此怪异的文字？这可能是我当时唯一的体会和好奇。像拼音又不是拼音，我自己可是连拼音都没有学过！

由于副校长的限制，也由于农活实在是太重太累，没有时间和精力，我最终没机会和邓老师产生更深的交集。记忆中谁说过：邓老师非常有学问，曾是大学老师，厦门大学的高材生。我对于大学，厦门的，都没有太在意，那些名词和地方太遥远。那时我唯一在意的是自己的白米安全，是该如何对付个头巨大的老鼠。

我当时最想要的是一种武器，能准确击毙老鼠，再将它们烧烤着吃掉！既解恨，还饱腹。为了这个理想，到汉口去时，最大的奢望就是，搞到几节自行车的链条，可以做个火柴枪，用以击毙可恶的老鼠！我在几个亲戚家的阁楼里，四处寻找了很久，结果却一直没有如愿。他们都很奇怪，这个野孩子到底在寻找啥？

我不仅知道那些大米对父母的代价，更明白它们对自己依然日日咕咕叫肚皮的意义。叔叔做的，觉得应该是万无一失的松木盒子，居然也被老鼠攻破。只花了几天时间，盒子就有了大洞，里面的袋子也破了、烂了。几十年后在美国生活，我还时不时会做噩梦：梦见老鼠成袋的偷走粮食，孩子们正在饥饿、哭泣。虽然那时候，事实上自己的房子里是进不去老鼠的。

排屋面相山坳的这边，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阶梯排列的旱田，生长着绿油油的红薯，旱田之下，是正长得欢的稻谷。离开邓老师的卧室，我走向红薯田，用手挖出几个小红薯，在附近的水田里洗一洗，吃进肚子里。我一边吃，一边欣赏着水里悠哉闲哉游着的蝌蚪，和不知名的幼虫，偶尔还有几只小鱼儿。生长期不足，红薯还没有长大，有点像自己，也只好勉强将就。

空旷，炙热的山坳之中，满眼所及，没有一个人影。除了被烈日晒得不得不低头忍耐的稻谷，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承受煎熬之外，唯一的声音，就是来自懒洋洋田娃的有气无力。在田间逛荡的我，突然有股冲动，想去真正的校区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模样？难不成那里真的没有学生？他们会被安排在其它不同的农场锻炼？在那一瞬间，我想要证明校长所言是不是真实！

随后，我按照事先打听到的粗略大方向，向公社镇所在地走去，想去看看日思夜想的校门。赤脚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在公社政府所在地，在高中校门百多米外的一棵大树下，我安安静静站了好一会儿，一动不动，一眼不眨的看着校门内进进出出的同龄人，为数还不少。我幻想着哪一天，自己也能再次坐进教室，聆听老师的教诲。如果能，我一定不再调皮。

那天回去时，太阳靠近西边边际已经没多高。校长狠狠的训斥了一顿，连偷挖农民的红薯，蹲在田边啃吃一事也被揪了出来。他觉得：一定是谁在偷偷的一直盯着自己，还告状了！ 

10. 

九月中旬，主席离开后个多星期，家乡的柿子中学才开学，所有划片范围内的初中毕业生都被允许无条件入学。随后几十年，我还是没有明白这种时间差异上的原因。从昔日小伙伴那里得到学校开学消息的我，像打了鸡血，彻夜难眠，一再的催着妈妈去问。结果却是失望：校长说不行！理由是，因为我已经上学了，唯一的可能是申请转学。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我像个做贼被抓现行的小偷，羞涩的跟在妈妈身后，害怕遇见昔日的同学。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人家都是顺顺当当，大摇大摆的直接来，自己却必须如此费尽心机，绕好大一圈，还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劳改。副校长嘴里一再强调的劳动改造，用心改造，被我认同了：自己正在被劳改！

远远的，我看见了自己一直思念的秀秀，昔日最好的异性朋友。看到她的一刹那，我更深的躲进母亲的背影。我喜欢秀秀，她也喜欢我。昔日多年，两个人一直形影不离，这一次见到，我却有股莫名的羞涩感。我们两个人，从小学开始，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我第一她第二，除了语文，有时她占先。有时候同学还笑我，说她就是我未来的媳妇。

但是我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未来。准确的说，我和任何一个女人之间都没有未来。四叔说的，四叔的大儿子松哥也如此的多次教训过自己，让自己知道廉耻，从我都不明白廉耻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年龄开始，一再的强调和敲打，每次恶言恶语的敲打完了，都会安慰一句：这都是为你好！我觉得应该是吧，既然大人一直这么说。

松哥是我初二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当时所有教初中的所有老师之中最有知识的人。四叔的爸爸和我的爷爷，两个兄弟间有历史积怨：当年几兄弟中，我的爷爷相对富裕些，因为最终没有抱养四叔做儿子，让四叔能就此拥有家里几十亩良田的愿望落空。原本说好最终却没有完成，原因是，准备领养的前夕奶奶居然怀孕成功，随后有了大姑妈，再有了爸爸和叔父等孩子！对此，四叔一家恨死了我的父亲和这家人，更是恨死了奶奶。 

在我眼里，四叔和他儿子，就像《一九八四》里面的老大哥的眼睛，无时不刻不在盯着自己。一见到他们，我浑身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有时候还会不自觉的浑身颤抖。

孩子忘性大，眼不见他们的时候，又很容易自我寻找让自己开心的瞬间。

我用视野搜寻刘鸿志的身影。那天去的早，离上第一堂课还有半多小时，不远处来来往往的学生手里拿着陶制饭钵，去山坳中的池塘里淘米，再送到办公室不远处斜坡下面的食堂。他们这是在准备自己中午的食品。多数来这里读书的孩子都得走三几里山路，中午休息时间不过两小时，如果回家，来来去去再等着吃饭，时间上根本来不及，在学校吃食堂，还可以享受个多小时午睡时间。这种仗势和我在王家河中学农场所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

远看池塘水质，和我在农场的也强不到哪里。最近下了好几场雨，池塘都是满满的。被水田环绕的池塘在雨天后，田间的化肥、农药，很多会就此流入。池塘的水也因此变成浑浊的橘红色，没有选择的学生们只能将它们送进自己的肠胃。此时的我没有想这么远，也没有觉得那样做有什么不妥。我只是在奇怪，鸿志为什么不在这里？

在初中毕业班，最想继续读下去的，只有我和鸿志！其他人都认可，知识越多越反动！

年长近两岁的鸿志是我的好友，很多时候，是他站出来为我打抱不平，对付那几个无理取闹欺负自己的同学。我的身子瘦小，不到一米四的个子，看上去好欺负。鸿志一米六，是班上数一数二的高个，虽然也很瘦弱。鸿志的视力不是特别好，为人乖巧懂事，老师以他个子高大为由，将他安排在靠后的位子上，害得他经常因看不清黑板上老师的字迹而犯错。不少的时候，是我帮他改正错误，来来去去的两个人就成为好友。

几乎所有主科成绩都排在第三位的鸿志，经常被我称作三哥。鸿志倒是大度，从来都不对我生气，也只有我会这么称呼他。鸿志也喜欢秀秀，偶尔我们两个大男生，还会因为想讨好秀秀而闹出别扭。鸿志看得出，秀秀更喜欢我。鸿志的家庭成分更复杂，大学毕业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曾是邻县文化局的干部，因为大鸣大放时说了几句牢骚话，其实是他自己对党掏心说的真心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再后来又加了个历史反革命，说是和他爷爷有关系。 

两个多月前的七月初，初中毕业前几天。七年级（初二）毕业班的我们，在教室举行的毕业典礼大会上，同学们畅所欲言，谈各自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期待。天真烂漫的年龄，缺心眼、富幻想，满脑充斥着胡思乱想。多数人眼里满载的是迷茫，除了按惯性过日子，没有其它有意义的想法。唯一有底气喊出豪言壮语的是孙桂香：上大学，做毛主席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七三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也是桂香的英雄和榜样。她的哥哥，是我知道的附近唯一上了大学的人，马上就该从农学院毕业。我觉得，有哥哥的榜样做妹妹的跟随，也顺理成章，就像我最终将顺理成章的当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像个牲口。为了解放全人类，革命事业是没有贵贱之分的。我得相信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是发自老人家的内心，也是为了咋们好。我真的不想发动，也不敢！

我天生聪慧，学什么都快。从进入学校开始，玩玩耍耍，顽皮的我，文化成绩却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门门功课都是，遥遥领先。偶尔，我甚至为这种简单容易的获得感觉孤单，幸亏有秀秀陪伴，偶尔的让我觉得有竞争对手。在主科成绩排名上（如果有这样的排名的话），我和秀秀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老二。教室门外凸凹不平的土砖墙上，还贴着我写的作文散文，被语文老师松哥用毛笔写成大字报，供作范文学习。他喜欢松哥写的字，不论是板书，还是毛笔字，都是刚劲有力，好看，有气势。毕竟是老三届的高材生，功力极好。

在吵吵闹闹的课堂上，我坐到后排鸿志座位的旁边，轻轻的推了一把正聚精会神读毛选的鸿志。似乎是被人从梦中推醒的鸿志，看着他尴尬的笑了笑，算是回答。你的理想是什么？毕业后想做什么？我问。那时候，革命理想是个流行词。

我能做什么。你又能做什么！鸿志回答的很肯定，像个老学究。这种时刻的鸿志，就是我眼里最让人烦心的状态：呆头呆脑的缺乏活力。我知道你想继续读书，可是，听说不让了，得回家种地。我不喜欢种地。我说。不喜欢又能怎样？鸿志回答说，眼睛又回到了毛选，看上去已被他看过多遍的旧书。我后来对毛选的学习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鸿志的影响：能够读到的有些知识上的价值的书，除了毛选外，还真的极少！那个时候的鸿志，对于毛选几乎能倒背如流。如果有特招少年班的毛主席语录学习专业，他在世上恐怕少有对手，也属旷世奇才，我觉得。 

我是数学老师眼里的最爱。数学老师曾是县师范的老师，因政治原因下放到这，来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改造。瘦弱的老师不怎么说话，过的压抑。但只要一见我，似乎就是久远阴雨天后见日出，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很多时候，下课或放学后，我会偷偷跑到他的住地，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小小的脑袋里有太多的不明白和好奇，却没有几人能满足自己，唯有这位一脸阴森森的邓老师。好多次，我鼓励鸿志和他一起去，可是，鸿志害怕不敢。即使有疑问，我回答不上来，也只能代为询问再代为转达。秀秀则对这种私底下的学习完全没有兴趣。

除他外，学校里都是本地的民办老师。放学后，在一大片破旧黑乎乎蚊帐组成的迷宫中，有个破烂的书桌，每次我看到的必然是个带着厚厚镜片的中年人，在那读、写、画。而一旦房门有响声，心有灵通的老师总会知道是谁。有了这位老师，我的数学突飞猛进。有了我，数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多了不少开心。

在课堂上，我最喜欢和化学老师捣蛋。化学老师上课时喜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边看谁在睡觉。上他的课，实现踏实睡懒确实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一般人很难得逞，连我这样的高手都不行。况且，我还是老师眼里的第一号监视对象。我的座位，不同的老师会做不同调整。化学老师让我坐在第二排中间走道左边。于是，在老师回头走向黑板时，背着的手里的粉笔会走失。回到讲台上后意识到粉笔丢失的老师，会很快的再找到一只，而且很准确的飞打到我的头上，那技术和准确度，不输给精准炸弹。如果我不小心睡着，不出几分钟，耳朵会感觉到揪心疼痛，那是老师最习惯做的标准动作。

化学老师没有受过多少专业训练，县师范的工农兵学员毕业。他讲课，经常性的是前言不搭后语，开始时听得云里雾里的我，还时不时的询问甚至是纠正一下，结果，我成为老师眼里值得好好处罚的对象，我的纠正也变成了标准的顽皮行为，是对老师的不敬。即使如此，我对老师也没什么反感，和松哥相比，化学老师从来没有讲出让我觉得下贱、低人一等的话语。多年后化学老师说：当年的你，是老师眼里既讨厌又让人喜欢的孩子！拥有你这种天分的，我这辈子还没有遇到第二个。说这话时，出自老师手里从重点大学毕业的人，已经有两位数。看来，老师后来努力了，早就知道自己的不足。

11.

每次从农场走回家，风尘仆仆几十里后，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博儿的小脚板。妈妈会让儿子坐在小凳上，自己拿出一个洗脚盆，快速的倒进从水缸取来的水，兑上暖水瓶里的开水，再试试温度。确信后才将孩子灰扑扑的小脚丫拉进水里。边轻轻的洗着，边说着重复过无数次的埋怨：让穿鞋子总不听，哪有你这么不听话的。说到激动时还会轻轻的用手打几下我的小腿。看到小泡，她会小心翼翼的洗干净后再默默无语走开，拿着针过来给他轻轻挑开，眼睛里是一直在滚着的水珠，硬生生的让它雾化，没有成为水珠滴落下来。转身的功夫，妈妈会擦拭干净，还边擦边欲盖弥彰的说：灰，灰尘。

没有看见水泡时，就是我最得意的时刻，会开心地炫耀：妈，是不是很厉害？厉害。博儿当然厉害。比董存瑞、杨子荣、阿庆嫂一样厉害。这些都是母亲知道的英雄人物，也是她能用来描述厉害人的人物形象。结果，男男女女的都用上。开始几次，妈妈让我穿她做的新布鞋。新布鞋穿着并不舒服，最大的好处是防护路上石块对脚板的损伤。穿着走了一会觉得不舒服，还是当赤脚大仙痛快。走到水库边的山坡小路上时，路上到处都是小石子，有些还不是很圆滑，硬生生的踩在上面，时间长了，对这样的嫩脚板，造成损伤在所难免。而且一走就是几十里地。最难受的还不是石块，而是烈日考晒下的石子路上的高温，滚烫，都能热熟鸡蛋。

后来爸爸看出了端倪，建议儿子像自己一样打草鞋。试了试，我觉得不错，物美价廉，就将妈妈做的新鞋收着，在需要讲排场时再拿出来用，平时就穿草鞋。草鞋不耐磨，经常需要修理。于是又花了好多时间观察、学习、实验、练习，终于用自己的小手编出专业水准的。这样一来就方便了很多，出发时穿一双再带双备用。只是，持续的走远路，穿草鞋很容易被摸出水泡甚至是血泡。再后来，爸爸不知从哪讨来块车胎，用它给儿子做了双胶底鞋，是种改良型的“草鞋”，构造大同小异，只是用车胎替代了草绳编织成的鞋底。上面连接的都是布料，不再有草。这就是我所见到的胶鞋，比在汉口去买的胶鞋耐用的多。 

妈妈又用剩下的车胎做鞋底，精心的做了双橡胶底的布鞋，差别就在上面覆盖的面积，布鞋实实在在的盖住了所有的脚趾头。这样一来，即使路上有些雨水也不会对鞋子造成太大伤害。原装的布鞋，遇水就会被打湿。在汉口那阵，我打湿的布鞋，放在大舅家的火炉旁边烤干，结果新布鞋被烧穿好几个洞，我因此伤感了好几天。看在眼里的大舅妈，对着她自己的儿女们说：你看看人家博儿，知道心疼妈妈。哪像你们没心没肝。她的意思是，博儿的伤心不是鞋子，而是因为鞋子是妈妈费了很多心思和心血的结果。多年后我想，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吧！十多年后，这件小事还被很多人视为，孩子长大后有出息的征兆之一。

有了胶底鞋后，我来来去去开心、容易的多。只是，这种鞋子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防滑！好几次，我被滑倒，摔的仰面朝天。有一次，被摔倒后在湿漉漉的地上躺了好一会儿，才有力气自己爬起来。此时，后背早已经湿漉漉的。有了几次教训之后，遇到危险地段，我会格外小心，不然，摔倒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致命伤。

来回七十多里山路，对于我这个曾经走过二百五十里“长征”的战士，算不了什么。在十一岁时，我曾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只允许年满十二岁的初二学生参加的野练，跟着比自己大几岁的学哥们。三天时间，我们来来回回的走了二百五十里，象征着红军长征的二万五千里。从学校走到红安七里坪，听一场红军团长老爷爷的报告，中途在县里一所学校教室的课桌上睡觉过夜。我是班上年岁较小的，并且长的极为瘦弱，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学校原本不让去，可自己坚持要改造自己。妈妈也拗不过只好选择支持，特别为我手工做了双新布鞋。来去一趟回来时，鞋子前后是两个巨大的窟窿，活生生的被磨穿。当时，我邀请刘鸿志和自己一起去，初一只有自己一个人，想有个伴。鸿志说，那么远，很累的，走不来。想都不想就拒绝了。秀秀就更不用问，原本也没有女生参加。即使有，胆小怕事的她也不敢。 

就是因为有了那次经历，几十里地对我真的算不了什么。最大的问题不是长度，而是水库和山坳，很多时候一个人走在阴森森、安静过度的水库边，突然跳起的鱼儿，或者突然集群冲来的鱼队，都会让我吓的心怦怦跳，好一会才能平静。我害怕，那些鱼儿会冲出水面向自己袭来，就像电影里看到的水雷。走在山坳和山坡上时，满眼望去看不见一个人影，特别是傍晚时，夜色茫茫中，若明若暗的萤火虫看上去像鬼火，我又担心，那会不会就是正在游荡中的鬼魂。这种事我不会给妈妈讲，不想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个男子汉。虽然妈妈从来没有口头说，怀疑过自己不是。长征那次，学校规定必须年满十二周岁，我坚持说自己的岁数差不多。再说，自己长的比很多人高不少。我没有意识到，高度不能说明一切。

当然，后来饿极了，偷吃人家地里的红薯一事，也不会对妈妈讲。这样的事，在家里时也曾经发生过，还被地的主人笋哥追着到处跑，威胁着要打死他。我跑的快，自己没事，妈妈却被吓个半死，害怕儿子真的被人打死。在乡下，人被打死的情形也不是没发生过，很多时候结果还是不了了之。通常敢放手打人的，都是有背景和权势的。人治是天。为了这件事，十多年后，笋哥无数次向我母亲说抱歉，不应该对孩子那么很。我对他和妈妈说，当时确实是自己错了，不懂事。最重要的是，确实是被饿坏了！几年前，笋哥因为得了肠道癌，被确诊之后不久，上吊自尽了。独身一辈子的他，领养了自己哥哥的儿子做养子，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拖累生活已经非常艰难的儿子一家子。

 12.

十月份时四人帮的倒台，原本是和自己没关系的国家权力变更事件，可是，我却从邓老师眼里看出了巨大变化。从主席去世开始，老师脸上明显多了不少开心，校长对他的态度也变的更尊重。此后邓老师开始整天乐呵呵，满脸抑制不住的喜悦。走路时还会时不时吹着口哨，唱着小调，一下子像年轻了很多。有天走在平房前面的土路上，他对相遇的我说：孩子，你的愿望快实现了。说的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但有点我能感觉出：校长对农活的催促似乎没以前那么用心、积极。大家伙在私底下说，这个农场可能要撤掉，学生应回校上课、学习。原先早上六点钟就得起床准备出工的作息，变的可有可无。

有天，有线广播的新闻传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张铁生，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张铁生一度是山哥心中的英雄，山哥则是我心中的榜样。就是那个周末，我一口气走了三十几里，中间没在外公家歇脚，连舅舅的家门都没进。渴了就喝几口水库的水，饿了就啃几口从田里偷来的一个不到二两重的生红薯，几十里山路唯一的口粮。走到山卡时实在走不动，水解决不了饥饿。我在树荫下歇息了好一阵，才攒足力气向山下走去，完成剩下的十几里路程，身子有点摇摇晃晃，难以平衡。

回家后，我坚决的要求母亲再带自己去学校说说，让我能回到昔日的小伙伴中间。迟了近一个月，原先一起读初中的小伙伴都全部进入高中，他们中还有个地主，自己才是富农！

我觉得，机会应该是已经到了。我还没有意识到，鸿志的成分居然那么的复杂。才三十几岁的爸爸胆子小，被无休无止的吓唬和批斗搞怕了。家里出头露面的事只好靠母亲，再者，母亲的娘家也只是中农，还算革命队伍该依靠的一员。贫下中农对贫下中农还是应该有感情的，她相信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我也是。

胆子也不大的母亲，为了儿子，答应再去说，星期一就去。我想呆在家里，等星期一和母亲一起去。再说，初中时教过的，有几个老师还被调到那里成了高中老师，化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数学老师已被调回县师范。拗不过母亲的坚持，星期天下午，我还是依依不舍的离开家乡的小山村，迈步走向五十里外山那边的那个小山顶上的农场，劳改集中营。这一次，母亲还是未能获得想要的结果。母亲手里也没有校长说的转学证。 

第二个周末，我被破例的允许周一晚上归校，以便有个周一上午和母亲去高中继续游说，想办法转学回去。这次我带来了邓老师帮忙办好的转学证。几天前，邓老师看着站在门边发呆的我，问了好一会自己才说出实情。邓老师听后安慰说：不用担心，我来给你弄。不就是个转学证，也没有说必须校长同意的。

那个星期一，跟着妈妈再次来到了柿子中学办公室，再次找到校长，还带去了一盒烟，是妈妈用好几个鸡蛋换的。这还是第一次，来这个没有围墙只有几个不起眼平房的高中校园的核心地带。前几次也只是远远看看。校长没有抬头，只是用余光扫了扫母亲手里的那盒烟，再瞄了瞄这如同叫花子般的母子俩，没有正眼看就直接拒绝。原本坐在办公室读着报纸的校长，见母子俩进来，立马起身说还有要事，就离开办公室并用身子将我俩推到门外走廊，随即锁好门。丢下两个人，站在那里发呆。

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巨大办公室隔墙旁的一个小间。隔壁向里走是若干类似的小隔房，后来知道是老师们的宿舍。每个小隔房间只有个丈来高的土墙相隔，上面是空的。房内的窃窃私语，用心的隔壁邻居，都能听的真切。校长办公室外面的大办公室，是学校唯一的老师办公室，所有老师都在那里有张桌子。桌子是学校请木工，用泡桐树板做成，做工粗糙。泡桐树是附近唯一能够快速长大的树木，其它的个子太小，成不了材，做不出板。

站在宿舍走廊口，面对巨大办公室的母子，顿时不知该怎么办。尴尬、羞耻、愤慨、不满、绝望、失落，十三岁的我不知该用哪些词来描述此时此刻的心情。我拉着依然在发呆的母亲的手，向办公室外走去，觉得那段路好长好长。我不想让昔日的同学看到，自我感觉尴尬甚至是有罪恶。离开办公室，一脸沮丧的母子，在横切的走道上碰到邻村的堂哥。这个建筑从这里被切成两半，横切的走道很宽，墙上有巨大的水泥黑板——涂上黑颜色的水泥面。建筑的另外边，办公室对个，是更多的小隔间，老师宿舍。临近村子的堂哥也在这教书。堂哥让他们找正站在外面抽烟的矮个子黑脸，易老师！他说，那是校长的克星。

听明白意思的易老师说：没问题，下次带着介绍信，直接来我的班上上课。母亲将带来的香烟递给易老师，老师推辞。母亲说，咋们家也没有人抽烟。最终，易老师也没说什么，将烟拿在手里，走了，脸上也没有颜色变化。估计谁都不会想到，随后两年，走廊的黑板上，在各项学习考试比赛的名单里，排在第一的往往都是博儿的名字。三年后，公社高考第一名也是他。

后来才知道，当天去的不是时候，校长一脸的黑乎乎，就是被易老师气出来的。头天晚上，校长觉得学校不会有人，该回家的都应该已经回家。除了他，其他老师都是附近的农民。易老师应该已回一里路外的易家村。半夜时分，就在他和柳老师正行风雨之欢时，一个黑影从墙头跳入，直接掀开被窝，露出两具赤裸裸身体。

那天，大办公室里也没几个老师，在的都默默无语，像不存在。整个气氛压抑，紧张。走进去前，我刚好看见易老师气呼呼的走出来，走到建筑物外，骂骂咧咧，慢吞吞走远。易老师看上去黝黑的皮肤和脸蛋，短小精悍，像个习武之人，更像是个庄稼汉，就是不像是老师。校长则不同，矮小的他细皮嫩肉，白腻的肌肤像个小白脸。和宋校长有几分相像，至少在皮肤的细腻光滑上。柳老师是这里唯一讲武汉话的人，她教英语，博儿来时还派不上用场，她就教教音乐、唱歌。在一群黝黑，粗糙皮肤的汉子间，她是唯一的女性，她和校长两个是唯一的白面书生，也是唯一的城里人。她有个农民老公，校长的妻在县医院当医生。她和老公井水不犯河水，婚姻也早已名存实亡。他们间的绯闻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只是没有人像易老师如此这般的喜欢较真。不久后，两个人都被调走。

 13.

到了学校后我才知道，鸿志在九月九日主席去世的那个早上八点，在自家后院竹林深处的一棵槐树上上吊自杀。据说，原因就是因为不让他读书。鸿志的青春就此永远定格在十五岁。我知道更多的关于鸿志家庭背景还是很多年后。

鸿志的母亲在他很小时就因父亲的政治立场问题被迫离婚，远走他乡。随后，他和带着病体的父亲一起被下放到爷爷的家乡，这里已经没有一个自己认识的亲戚，自然也不可能获得丝毫的来自血缘关系上的照顾。就在鸿志死后不久，安葬了儿子的父亲，也喝敌敌畏自杀。他们被送回乡下时，父亲已被折磨得疾病缠身，经常咳嗽时不时的吐血。缺医少药外加长期的营养不良和高强度体力劳动，让父亲变的更弱不禁风。好几次，他干活时倒在水利工地上，被人扶到一边休息会，再继续接着干。

他父亲死后被定罪为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死有余辜。乡亲们低调的将他用门板钉成的棺材掩埋。他们住的地方随后成为村里的牛栏。第二年初夏时一场大雨，住在里面的一头刚出生不久的小牛犊，被倒塌的屋顶压死。村里人开始谈论：两个鬼魂的游荡和报复，对让他们断子绝孙的那些人的惩罚。 

七六年的中国多灾多难，经历了太多的变故。文革进入第十年，人们长期郁积的不满终于在那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借着悼念周恩来，生出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周恩来已经在一月八日逝世。高峰时聚集的悼念人群高达两百万之众。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的数万名悼念者被武力驱赶，导致不少受伤甚至死亡，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邓小平的政治势力就此被四人帮击败，自己也失去中央领导权，被属于中间派的华国锋取代。随后对邓小平的政治批判在全国范围升级。

七月六日，共产党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人朱德逝世。二十八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员和财产损失巨大。国家为了面子，拒绝来自国际的援助，使得伤亡和损失加重。九月九日，长期的国家最高权力拥有者毛泽东逝世。一时不适应的全国人民，沉浸在对自己心目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的领袖，最应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的离开，的不解和悲痛。

一时间，中国出现权力真空，中央不同派别间的权力争夺更加激烈的展开，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四人帮甚至在上海等地积极准备可能的武装对抗，一场内乱甚至是内战即将开始。十月六日晚，名义上拥有最高权力的华国锋，在几位老帅帮助下抓捕了四人帮的主帅们。权力短暂得以安稳。博儿的逃离劳改，发生在十月底，那时中央正斗的不亦乐乎，基层看到的则是反复无常的快速政治气氛变化，难以适从。而文革的正式结束，还是七七年八月的事，来自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政府的最高权力被邓小平拿走。 

四十二年后，二零一八年八月底，我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台阶上，看着坐立在那里的石雕，又想起当年十三岁的自己。看着身边的女儿，欲言又止：自己的经历和那份心灵的磨难，她们又怎么能够理解。听说，肖叔已经当爷爷了，山哥已经去世。

消息是弟弟通过微信告诉的：山哥死了，不到六十岁，这几天在帮着办后事。山哥的死，让我想起七六年的那段经历。弟弟又说，昨天还看见易老师在街上转悠。弟弟说的街是枫林镇的，不是柿子集。柿子集的高中早就不存在，现在变成小学。昔日自己上过的小学和初中的校舍，早就成为农田的一部分。今天，这个依山傍水，农田环绕的小镇枫林镇，已经成为武汉市的后花园。

我说：能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养老，是福。和他同龄的老师，该基本走光了？帮我买点水果上门问候声，几次回国时，老师都去了外地，未来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老人家，该有八十吧。

那段岁月，那个转折，改变的不仅仅只有我的命运，甚至不仅仅只是中国的。很多年过去了，他在自问：命运的改变，该感谢谁？ 

（汪翔，2018年3月于美国伊利湖畔， 2023年7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