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9日星期四

89年6月6日, 逃离北京到天津

 

八九年六月的逃亡:京到津


1989年6月的北京,像是一个突兀静止的舞台,脚步匆匆的人群突然散去,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剧场。那时的我,带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踏上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旅程。这个旅程,见证的不只是泥泞的乡村小路,还有一场刚刚远去的风暴,以及那些无法忘却的记忆。

六月六日,天刚蒙蒙亮,从床上坐起,舒展了下四肢,神清气爽,昨晚一觉睡得格外香甜,大概是打网球的功劳。过去几晚的焦虑似乎随着每一次击打都散去了一些,留给我的只有身体的酸软和心里的些许释然。六点多,去校内小店买了些瓶装水、面包、饼干、煮鸡蛋和半个烤鸡,装进背包。我想,最坏,骑到半路遇到麻烦,大不了就在中途待上一晚,流浪一次,也未尝不是种冒险的浪漫。青春岁月,为了爱,这应该是必须的付出。

校内的小道静悄悄,昔日匆匆往来的师生踪影全无,只剩下偶尔掠过的风。校大门已开放,门口稀稀拉拉站着几个人,盘查依然严格,戒备森严的氛围却似乎少了些。骑着自行车轻快地跨出校门,心里隐隐有些激动也有些忐忑。临行前,对门的赵姐看我的眼神里透着不安和复杂。她先前催我赶紧离开,如今听说我要骑车去天津,却不知该如何劝阻。她皱着眉问:“知道怎么走?现在这时候……” 我摇摇头,“大概方向,向东就能骑到通州,到时再找路,总能到。” “自行车行吗?”赵姐清楚我的“老爷车”,有十几年车龄,主架上有处焊过。

去年八月份时,学生小伟曾借这辆车去过北戴河。他还车时嘻嘻哈哈地说句:“老哥,谢谢啊。”其它什么也没提。我是第二天才发现焊痕的。后来碰到小伟问是怎么回事。他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笑:“对不起,老哥,车子中途断了。不过我给你焊好了,没事的。” “断了?在哪儿断的?”“就在骨架上,不过已修好,真的没问题。”他摆着手强调,看上去轻描淡写。“不是说车子,我是问,你在哪发现断的?那么远的路,怎么回来的?”我盯着他,语气里带着点责备,却更多的是担忧,“车子坏了没关系,扔了也成,可安全重要啊!你和小磊出去玩,别让她担心才是正事。” 小伟一愣,随即挠挠头,“没事,没事。”

想到这,我抬头看了看赵姐。她显然也知道车的问题,忍不住再次劝道:“这车半路上要是再断了怎么办?你能扛着回来?这几天早晚温差大,早晨还是很冷的,再说……说不准就下雨了。荒郊野外的,你一个书呆子怎么撑?” 我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只拍了拍背包,“东西准备很全,再说,真出了事,步行我也能到天津。路不会断的。” 赵姐叹了口气,眉头越皱越紧,“哎,你啊,就倔吧。天津那么远,这时谁还走得了?”  站在一旁,家住隔壁的小白接过话,“赵姐说得对。火车停了,汽车也不开了,北京就是座死城。你那辆破车,撑不了多久。” 我懒得多争辩,心里却是不服。路总不会没了吧?只要有路,我就能骑过去。哪怕步行,也没什么大不了。人不能相信传言,越是这时越需要凭自己的双眼去看看。

六点半左右出的校门。背着去年春节前,用两斤学院发的个子很小的冰冻小海虾,与同事夏军涛换来的军用双肩背包。这背包结实耐用,远胜于市场上买的民用品。我觉得值,夏军涛这个昔日武汉市理科状元、北大高材生,则觉得海虾更实在——能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才最划算。显然,这是场双赢的交换。胆小怕事的夏军涛,早早的就离开校园消失了。

背包里装着刚才从小卖部买的物品外加一套换洗衣服和相机。简简单单,但足够满足最低限度的需求。我打算在天津待上一两天就回来,继续投入到英文考试的准备中去。出了校门,清晨的空气带着些许凉意,街道上行人稀少,仿佛城市还未从一场梦中醒来。踩着单车,我环顾四周,发现眼前的宁静与此前听到的恐怖传言完全不符。那些关于枪声、尸体和混乱的描述,此刻像是被谁按了暂停键,只剩下静默的街景。

骑车行走在宽阔空荡荡的大街上,微风扑面,竟然让人有种难得的清爽。两天前看到的阻塞和拥挤的人群,消失的一干二净,已经看不到军车和军人了。赵姐和小白的劝阻声还在脑海里回荡,但我的心却已经飞向了远方。当车轮滑过天安门广场,我特意减慢了速度。广场空荡荡的,曾经人声鼎沸、帐篷林立的场景早已不见。地上干净得有些刺眼,几辆坦克安静地停在路边,像一组冷漠的雕塑,身穿制服的军人肃立其中,偶尔有几人低声交谈。没有硝烟,没有争吵,只有一片死寂的秩序。几日之前,这里还热闹非凡,现在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抹去了所有痕迹。过了广场不久,我的视线被路边的一辆坦克吸引:被烧毁的,整个车身漆黑焦脆,仿佛被火焰舔舐了许久。我停下车,走近看了看。周围只有三三两两的路人,站在那低声议论着什么,脸上却没有多少震惊或悲伤,更多的是一种冷漠的好奇,像是在看一场早已过去的戏。我掏出相机,拍了几张照片,镜头对准那扭曲的金属和焦黑的轮胎。坦克旁边,一辆军车更是被烧得只剩下残骸,外壳黑乎乎的,冒着微弱的烟,仿佛还在用最后一点生命力讲述它的故事。我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终究没能听懂它想说什么。


继续向东骑行,东长安街的两旁散落着“捣毁”的痕迹:一段烧焦的路障,一些被撕成碎片的横幅,一堆已经看不出形状的杂物。偶尔还会看到些垃圾和传单,在微风中摇晃。它们仿佛在述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激烈,却早已失去新鲜感,像是电影里常见的游行示威后的残局。骑行间,我却感受不到什么紧张气氛。路上的车不多,行人也不多,一切显得沉静而无波。与其说这里发生了一场大事,不如说它被一场大事笼罩,留下的只有余韵。我原以为,会看到血迹,甚至尸体和依然在燃烧的房屋,但我所看到的,是一片仿佛被时间掩盖的平静,带着几分诡异。


太阳渐渐升高,洒下淡淡的金色光芒。它是我唯一的方向指引——朝东南一路通往天津。我知道前方会是通州,再进入京津公路。天津的南开大学,应该不用太费力就能找到。我踩着车,背上背包随着车轮的颠簸微微晃动。凉风扑面,带来些许清新的气息。我的心情忽然变得轻松了些,像是在这未知的旅途中,找到了一点儿久违的自由。可是,下一秒,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一个念头——那些埋在宁静表面下的事,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这片街道,这座城市,它的心跳真的已经恢复正常了吗?这些遗留物,为什么没有被清扫干净,是不是政府刻意让留下来的?我不知道答案,只能继续骑下去,迎着阳光,向东南,向那个未知的天津前行。

早晨的暖意渐渐散去,进入通州后,一股寒冷的气流无情地笼罩大地。雨开始飘落,气温骤降。不知不觉中,宽广的大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泥泞的乡村小路。天空逐渐被厚重的云彩覆盖,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看来,我是迷路了。抬头望去,灰黑的云层低垂,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即将将我吞没。不久,豆大的雨点砸下,击打在脸和车把上,像冷硬的碎石般生疼。路面开始积水,骑行变得格外艰难。泥泞将车轮牢牢裹住,每踩一次踏板,都是场艰苦搏斗。雨水顺着我的发丝滑落,滴进眼睛,视线被模糊得几乎看不清。我摘下眼镜,眯起眼努力辨认前方的道路。忽然,脚下猛地一滑,自行车车胎打滑,我连人带车摔在泥水中。手肘蹭在尖锐的石子上,刺骨的疼痛瞬间涌上来。

挣扎着站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泥污,想继续上路,但低头发现车链条已松脱。双手冻得发僵,只能硬着头皮去调整链条,泥水混着血沾满手掌。风夹杂着雨,像一把把刀刃劈在脸上,寒冷使身体微微颤抖,但我咬紧牙关,强迫自己继续前行。雨依旧下个不停,似乎故意阻止我的前进。没带雨具,在这荒郊野岭也看不到一个人影。寒冷加速侵袭,路边的积水成了新的障碍。车轮碾过水坑,泥浆四溅,裤腿早已被雨水浸透,双脚像被灌进了水泥般沉重。才个多小时的骑行,却觉得像已经过去很久。体力迅速流失,腿部肌肉开始抽搐,每次用力踩踏板都像耗尽最后的力气。我不得不停下车,靠在路边的一棵枯树旁,大口喘息,双手撑在膝盖上,胸腔像被火烧样疼痛。低头看到膝盖上的擦伤,血水混着泥水,触目惊心。我从包里拿出块干毛巾,粗鲁地擦了擦伤口,疼得龇牙咧嘴。身体的疲惫让我几近崩溃,但靠着顽强的意志,最终重新上路。

然而,一路上的标识变得愈发稀少。进入一个岔路口,我停下车,看着眼前的三条小路,竟不知该往哪边走。四周一片寂静,空无一人,满眼所及,连一个生灵都看不到。我只能靠模糊的大方向指引继续向前。我路过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学院大门,上面写着第二外国语学院,面对着一条不宽的马路。此时的我,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空气的湿冷,寒意直钻骨头。幸运的是,不久后,我终于看到了大路,它笔直地通向前方,应该就是天津。尽管寒冷与疲惫仍在折磨着我,但那一刻,心中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宽阔的马路两旁,农田渐次展开,身后,远处的建筑物慢慢隐去,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中。路上的行人却逐渐多了起来,大多是些身材瘦弱的年轻人,脸上带着焦虑与疲惫,像是一群被风雨逼迫的候鸟。他们的脚步缓慢却坚定,顶着寒雨向前移动。那一刻,我意识到,他们和我一样,是一群“逃亡者”。

雨越来越大,寒意愈发刺骨。我抖得厉害,连握着车把的手都僵硬得失去了知觉。车轮快速转动,将路上的行人一个个甩在身后,可心里却升腾起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我停下车,走近一群走在雨中的学生。他们衣着单薄,头发被雨水打湿,脸上挂着迷茫的神色。一个漂亮的女孩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调皮的光芒,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我问。

“二外的,南方人,”其中一个男生回答,语气中带着浓浓的疲惫,“想去天津,听说那边还可能有火车可以回家。可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得过去。” 女孩轻轻哼了一声,接过话,“没别的选择,不然怎么办?” 我看着她湿透的衣服,冰冷的手指捏着袖口,试图擦掉脸上的雨水。她嘴上说得轻松,但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无助。其他学生则低头不语,双手插在口袋里,身体微微发抖。雨水顺着我的额头滴下来。我不再多问,推着自行车走到马路中央,朝他们挥了挥手,“来,站到我这边来。” 

“这样有用吗?”一个瘦瘦的女生小声问,目光中带着丝怀疑。她的单纯可爱,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小妹,我曾经是她最可靠的靠山。“试一试,总不能一直这样走下去。”我说,心里却同样没底。可是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觉得自己不能放任不管。他们不过十八九岁,显得格外稚嫩和无助。我站在他们面前,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种莫名的责任感——我是老师,这是义务。

过了一会儿,一辆卡车从远处缓缓开来,减速,最终停在面前。司机探出头,听了几句解释便招呼我们上车。“快上来吧!”我朝他们挥手。刚才还低头不语的学生们立刻像焕发了新生,欢呼着、笑着,一个接一个爬上敞开的车厢。车厢里堆放着不多的货物,上面盖着防雨布,他们挤在空隙间,抱团取暖。那些小女生笑得很甜,手脚并用地爬上车,踩到货物上的时候还小声说着“对不起”,带着点小心翼翼。车厢里闹哄哄的,仿佛雨和冷都被丢在车外。我蹲在角落,靠着湿漉漉的车壁,拒绝了他们让我挤进去的邀请。

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姑娘指着坐在旁边的男生,语气带着一丝撒娇:“还不是为了他!要不是等他,早就走了。”她说完,眼神中闪过几分甜蜜,嘴角抿着,似乎不愿让人看出太多。男生一脸窘迫,低头不敢说话。他的眼神里闪过惊恐和疲惫,大概经历了广场上的事情,心里依然充满不安。我看着他缩成一团的身影,忍不住猜想,他很可能参加了广场的活动,而这些女生则是留在学校,胆战心惊地等着他。“真是傻孩子。”我心里叹了口气。虽然我也不过二十四岁。

雨点拍打着车厢,滴滴答答,像敲在心头的鼓点。车厢里的学生依然热闹,像是在努力驱赶寒冷和疲惫。可我却觉得,他们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慌乱和迷茫,仿佛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这场风雨之后,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寒雨继续下着,刺骨的冷风卷进车厢,吹动那些薄薄的衣衫。我缩了缩脖子,握紧背包带,身后的背包成了我的遮雨伞,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些年轻的孩子,曾经那么朝气蓬勃,如今却像被风雨压垮的小苗。看着他们,我突然想起自己当年初入大学时的模样,单纯、无忧,仿佛世界一切都尽在掌控。可这一次,他们和我,都再也无法假装了。这时候,我最想做的,就是缩小自己,将身子装进帆布包里面,躲避风雨获得温暖。迷上眼,我还真做了一个小梦。

我跋涉在荒凉的旷野上,逆风行走,寒流如刀,雨滴砸在脸上,生疼。背后的帆布包随着风摇晃,像块沉重的负担。忽然,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推倒,身体迅速缩小,轻如一片落叶,被卷入帆布包中。包内温暖而柔软,四周弥漫着熟悉的气息,仿佛回到了童年时藏身被窝的安全感。身旁散落着几本旧书、一件柔软的旧毛衣和揉皱的信纸,它们像某种隐秘的陪伴,无声地守护着我。寒意被隔绝在外,我蜷缩在角落里,温暖渐渐包裹全身,疲惫化为乌有。雨声被削弱成低低的呢喃,仿佛世界终于愿意放我一马。这一刻,帆布包成了我记忆深处未曾抵达的温馨角落。

好梦短暂。包突然开始摇晃,冷风顺着缝隙灌入,湿冷的雨滴打在我的肩膀和腿上,将我从温暖中唤醒。我试图蜷缩得更紧,保留住仅存的热度,但寒冷已经侵入,雨滴一下一下刺进暴露的肌肤,刺骨而清晰。我醒了,发现自己依然背着帆布包,雨声依然,冰冷的现实和梦境交织在一起。帆布包贴在我的背上,只能带来部分的温暖,而寒冷却从四面八方涌来,无处可逃。

卡车继续颠簸在泥泞的路上,雨点敲击着车厢的帆布,发出轻微的噼啪声。车厢里挤满了人,年轻的学生们蜷缩在一起,身上的雨水和寒意渐渐转化为湿热的气息,交织成一片微妙的压抑氛围。除了学生,还有几个看起来不像学生的中年人夹杂其中。应该是刚才和学生一起混上来的,只是我没有在意。他们衣着朴素,既不像是农民,也不像普通的城镇居民,更多的是带着一种观察者的姿态。一个中年男子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带着几分探寻的眼神,似乎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小伙子,刚从北京过来吧?你们学生都知道些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

一个坐在他旁边的小男生,可能是刚刚从广场上撤下来的,神色还有些激动。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脸上带着一股青涩的认真,正准备开口解释什么。我看见他的嘴动了动,便立刻挪动身体挡住他的视线,轻轻地把手放在他膝盖上,用力压了压。那是种再明确不过的语言:闭嘴。车厢里的学生们大多抬起头,目光游移在我和那个男生之间,似乎在等待接下来的动作。那男生愣了一下,嘴张着却没再发出声音。他看向我,带着几分疑惑,但最终还是低下了头。我转向中年男子,声音压得低低的,但语气不容置疑:“这种时候,还是不要说什么为好。” 男子微微一愣,脸上浮现出几分尴尬。他四下扫了扫,似乎感受到周围学生们投来的目光,慢慢收住了自己的好奇,默默缩回到车厢的角落。

我环视了一圈这些年轻的面孔,他们脸上还带着稚嫩和倔强,有人显然不太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于是,我平静地说道:“你们还很年轻,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家人知道你们安全了。很多事情你们并不知道真相,也无法知道是怎么发生的,言多无益,可能还会招来麻烦。听我这个老大哥的忠告——这次,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和你们没有关系。”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车厢内显得异常清晰。几个学生彼此看了看,沉默点头。雨水顺着帆布滴滴答答地落下,带来股寒意,但这些点头的动作让我心里稍稍松了口气。中年男子依然带着些许尴尬,他动了动嘴,却什么也没说,目光从学生身上挪开,转向了远处的车厢外。我能感受到他的不解,也许是失落,也许是终于明白了什么。他没有再发问,只是和另一个中年人对视了一眼,交换了一个复杂的表情,像是一种知趣的退让。

车厢重新陷入沉默,只有车辆颠簸时发出的咯吱声和外面持续的雨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每个人似乎都在权衡自己能说的话,和该保持的沉默。在这个时候,任何的语言都可能成为另一场风暴的引子。我低下头,手指不自觉地抠着背包的拉链,眼神飘向车厢的外边。泥泞的路面和灰蒙蒙的天空,在雨中模糊成一片。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回响:这些孩子能回到他们的家吗?我,能回到我的世界吗?

随着雨势加大,寒风越发刺骨,我的身体僵得像根木棍。卡车颠簸得厉害,灰蒙蒙的天幕之下,夹杂着冷雨的击打,让人忍不住打哆嗦。挤在帆布底下的学生们早已抱成一团,试图用彼此的体温抵御这刺骨的寒意,而我则靠在角落,缩着脖子,勉强用背包挡住迎面的风。突然,我的身体传来一种奇怪的催促感。寒冷的刺激,让我想方便,却又迟疑着不知如何开口。车厢里的人挤挤挨挨,尤其是那几个青春洋溢的小女生,正围成一团低声说笑着,间或发出清脆的笑声。我清了清嗓子,犹豫再三还是硬着头皮:“麻烦问一下,司机能不能靠边停下,我……有点急事。”

话一出口,几个小女生纷纷抬起头,目光好奇地看向我。很快,她们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随后善意地转过身去。一位扎着麻花辫的小姑娘回头俏皮地说:“没事的,老师,我们不看!你就地解决吧,我们转过身!” 她的语气轻快,脸上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像个可爱的小天使,显然毫无多想。这一份善良和体贴让我又尴尬又温暖,仿佛一股暖流冲开了寒冷的包围。我却始终放不下身为老师的面子,摇了摇头,坚持让司机在路边停下。

卡车缓缓靠到路边,我拖着僵硬的身体爬下车。田野一望无际,雨水打湿了路面,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潮湿气息。放眼望去,没有任何遮挡物,想要隐私显然是奢望。雨落得不急不缓,寒意却透骨,像是冬天提前侵占了夏日的疆域。灰蒙蒙的天低得像要塌下来,雾气飘浮在田野上空,把一望无际的农田笼罩成了一幅晦暗的画。脚下的泥土早已被雨水泡透,每一步都像是陷进了潮湿的时间里,沉重且拖沓。大豆和花生在田里安静地生长,抗击着寒冷,绿色的植株因雨水压弯了叶子,默然无语地顺从着大地的重负。这片原野,广阔而空荡,仿佛能吞噬一切声音,只剩下雨水击打泥土和叶片的细碎回响。那种回响混杂着风声,让天地间愈发显得空旷而荒凉。

雨水从发梢滑落,冷冷地钻进脖颈。外套已经湿透,雨滴一遍遍刷洗着,贴在肌肤上的布料像是某种冰冷的束缚,提醒着自己的存在,也提醒着这份被孤立的寒意。除了背后车子里的人类,这个世界似乎就没有其他人类,举目所致,无人无房舍也没有路标,只有脚下蜿蜒的田野和眼前无穷无尽的雨雾。站在这样的天地间,孤独是如此具体,它化作雨点砸在身上,蔓延进心底。每一片田野,每一棵作物,仿佛都在注视着你,却没有一句回应。远处的雾气吞没了山峦和村庄,就像生活中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被模糊、被隔离,最终消失。

身后的车厢里,几个女生转过身来,笑嘻嘻地对我挥手:“快点哦,我们等你!” 她们的声音带着清脆的笑意,却像一束温暖的光穿透寒冷的空气,照进我心里。我想起她们一路上疲惫又坚韧的模样,心里顿时升起一阵莫名的柔软。然而,寒冷却是无情的敌人。即使有了一个半遮挡的地方,我依然被冻得发抖,那个“流通渠道”几乎被彻底堵塞。我僵硬地站在那里,雨水顺着额头滑落,一边努力催促自己,一边感受到身后那份无言的暖意。终于,我战胜了寒冷,完成了程序,再回到了车厢。小女生们转回身来,一脸轻松的表情。麻花辫女孩还咯咯笑着问:“老师,你没冻坏吧?” “还好还好。”我挥了挥手,装作不以为然的样子爬上车厢,心里却说不出的感动。她们的天真与善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雨夜里,成了抵御冰冷的最好武器。

车厢颠簸得厉害,寒风夹着雨水毫无阻拦地灌进来,打在车厢内拥挤的学生们身上。大家的衣服早已湿透,紧贴在身上,寒冷透过布料刺入肌肤,仿佛将身体的温度一点点抽空。麻花辫的女孩双手环抱膝盖,头靠在木板上,双手搓着冻得通红的手指,嘴唇已经有些发白,却努力挤出一抹笑容,逗身边的女生:“哎,你看看,我的手都快变成胡萝卜了,是不是还能啃一口?”她的话带着一点颤抖,却故意装出轻松的语气,像是在用这份俏皮冲淡寒风和雨水带来的沉重。旁边的女生被她逗笑了,回嘴道:“你这胡萝卜还没煮熟呢,啃了会拉肚子的!” 话音刚落,一个男生从防雨布底下掏出一件半湿的外套,直接披到麻花辫女孩的肩上,没看她,只是低声说:“别逞强,拿着用吧。”女孩一愣,抬头看他,嘴角动了动,却没有拒绝,只轻轻说了句:“谢谢啊。” 

前方驾驶室内,中年司机全神贯注地握着方向盘。雨点敲打在挡风玻璃上,模糊了视线,他不得不用袖子频频擦拭水汽。他的蓝色工装外套肩膀处已经被浸湿,贴在身上,后背还能看出斑驳的油渍。他时不时从后视镜瞥一眼车厢的方向,脸上带着一抹愧疚的沉重,像是在为这群学生承受的寒冷而自责。“大家忍忍,前面没有村庄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天津,”他探出头冲车厢里喊了一句,声音在雨声中有些嘶哑,却依然透着一股坚定和安慰,“我会送你们到汽车站的始发站,那边车多,能去各个地方,放心,别怕。” 车厢里静了一瞬,随后有人轻声应了句“谢啦”。司机点了点头,转回目光,继续紧盯着前方泥泞的路。每一次车轮碾过坑洼,他都会稍微放慢速度,尽量让后面的学生少受些颠簸。他的手冻得通红,却依然熟练地操控着方向盘,将车子稳稳地驶过一段又一段积水。雨越下越大,寒风像刀一样刮过车厢,学生们尽力蜷缩着身体,互相靠在一起取暖。麻花辫的女孩突然抬起头,用微弱的声音对司机喊:“师傅,辛苦了!”司机听见了,却没回头,只是用力地按了按喇叭,像是回应,又像是在给这群坚持着的年轻人打气。车厢内外,冷雨无情地拍打着,而司机的善良和坚持,却像一层无形的屏障,为学生们遮挡着这个夜晚的风雨和寒冷。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煎熬,卡车终于将我们送到了一个客车始发站站。我艰难地从车厢里爬下,腿脚僵硬得几乎不听使唤。周围的世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公交车停靠在站台边,车站旁的人群熙熙攘攘,似乎都在寻找着归途。我告别了那些年轻人,开始思考我的下一步要怎么办。

我推着单车在人流中穿行,那些匆匆而过的目光让我意识到,这份喧闹和温暖,竟让我更感到格格不入。仿佛每个人都在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而我,却从一场风暴的阴影里穿过,带着一种他们无法看见的重量。

车站的人流熙攘,空气中夹杂着湿土的味道和人群低语的嗡嗡声。和北京的冷清截然不同,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大家的步履匆匆,神色平静,像是正在进行一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但我推着那辆满是泥污的破旧自行车,穿过拥挤的人群,显得突兀又格格不入。人们看我的目光有些复杂,短暂的好奇和轻微的闪躲。我低下头,试图避开这些目光,却又无法抑制内心的尴尬与孤独感。那些忙着赶车的人,与我擦肩而过,偶尔有人侧身让路,却一句话都没说。这样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来客,被无声地隔绝在这片忙碌的人流之外。推车的手指已冻僵,我停下来靠在站台的柱子边四处张望。周围没有任何人和我一样这般的笨拙,我和这辆单车,显得如此多余。北京的死寂和这里的生机形成鲜明对比,可这份生机,却让我感到一种更深的疏离感。仿佛所有人都在流动,而我,依旧被困在那场未名的风暴里,无法真正融入这喧嚣的平静。

就在我推着自行车犹豫是否要继续骑下去时,一辆开往南开大学的班车停在面前。售票员走了过来,看了看我,招呼车上乘客帮忙将自行车抬上去。我正准备掏钱付车费,却被售票员温和地拦住:“算了吧,北京过来的吧?不用了。” 一时间,我愣在原地,心头涌上一阵酸涩。这种无声的优待和怜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车上的人都安静地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我坐在中间位置,感受到周围人友善的目光。暖和很多的车里,感觉回到了天堂。他们的眼神让我感动,也别扭。几十年后回想起来,那目光里藏着的并不仅仅是同情,或许还有尊敬——他们眼中的我,仿佛是为祖国未来而战的战士。而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夹杂在历史洪流中被迫逃难的普通人罢了。

那一天的旅程,雨水浸透了我的身体,却无法冲刷我对未来的期待。三十多年过去,这片土地上的记忆从未消散。那些孤独的步伐和微弱的善意,像是风雨中顽强生长的种子,提醒着我们,历史的阵痛终将孕育希望。无论多么泥泞的路,总有人在背负过去,也总有人在追寻未来。



2024年10月9日星期三

母亲的布鞋与七三年的野练

母亲的布鞋与七三年的野练

1973年五月初,正是中原大地最美的季节。天刚蒙蒙亮,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油菜花香,带着清晨的湿润。我被妈妈的叫声惊醒,从梦中醒来,睡眼惺忪地走到后门口。那里是厨房的一部分,眼前是一片宁静的乡村景象,鸟儿在树梢上低吟,薄雾蒙蒙之中,叔父牵着他的水牛,在田间悠闲地啃草。母亲早已起床,厨房里传来轻轻的锅铲声,空气中还夹杂着我最熟悉的味道——辣椒炒小鱼。

“快来吃饭,等下别迟了!”母亲的声音温柔而急促。我快步走进客厅,桌上摆着两个煮熟的鸡蛋和一盘鲜美的辣椒炒小鱼,那是我的最爱。昨晚,父亲忙完一天的农活后,依然抽出时间,在池塘边用鱼网捕来了这些小家伙。为了这盘小鱼,他花了快三个小时,跑遍了附近好几个村子的池塘。

我狼吞虎咽地吃,享受着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用完早餐,母亲笑着递给我一双她亲手缝制的新布鞋。我翻转过来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像是在欣赏世界上最美丽最珍贵的艺术品。随后,母亲蹲下身,小心翼翼地为我穿上新鞋,轻轻抚平鞋面上的褶皱,然后拍拍我的脚,笑着说:试试合不合脚。我依依不舍地将它穿在脚上,心满意足,迈开步子,感觉带风,向学校奔去。

今天,是期待已久的野练日。我一路小跑,来到学校对面的山岗时,雾已经散去不少,远远就能看到操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同学们都已整装待发。目标是百里外的红安县七里坪乡,探望老红军团长方和明。在解放初期,他放弃了国家给予的优待和照顾,选择回乡务农。老团长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关于他的故事,我们早已听了无数次,而今天,我们将有机会亲耳聆听他讲述那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他个人的传奇人生经历。

随着老师一声令下,我们背起行囊,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穿着整齐划一的黄色衣服,背着叠成规范四方形的被子,打着鲜红的旗帜,远看就像当年的红军队伍。沿途的风景如画,田野里金黄的油菜花铺满了大地,远处青山隐约,给人一种宁静却充满力量的感觉。大家唱着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兴奋地憧憬着即将见到那位伟大的老团长。

一行人排成一条长蛇阵,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前行。小路蜿蜒穿过丘陵间的山坳,踏上了山坡上的小道。十一岁的我,心里满是对红军历史的幻想,仿佛自己正置身于那些英雄辈出的历史瞬间。我设想着在山道两旁茂密的灌木丛中,英勇的红军战士安静地趴着布下埋伏,等待敌军进入包围圈,心里憧憬着战火纷飞的壮观场景。

十一岁的我,心中只有对火光、战斗的浪漫幻想,全然不知战争的残酷,无法意识到火光背后是无数生命在血与火中的挣扎和失去。我不会去理解战争带来的破坏与痛苦,只觉得它是个充满英雄主义的舞台,这也是长期的宣传和洗脑带来的结果。顽皮的年纪让我脑海里波浪翻滚,眼睛也没有闲着,东张西望,寻找有趣的景象。百来号人,衣服颜色基本统一,穿的鞋子却各不相同。有少量的解放鞋,那是当时解放军战士的标配,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布鞋,还有些人穿草鞋,更加接近于当年红军战士的模样。

我时不时低头看看脚上的新布鞋,心里满是满足与喜悦。十一年的岁月里,我穿上新鞋的机会寥寥无几。原本我是没有资格参加这次野练的,我成为唯一年龄没有达到十二岁的参加者。我坚持说要参加,主要是因为觉得好玩,能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自己也特别喜欢到处跑跑。同时,当年备战气氛浓厚,我拿着一本从当民兵连长的舅舅那里拿来的,民兵对抗坦克和飞机进攻的画册,不仅每天画画,还边画边幻想,面对来自苏联的坦克和飞机进攻时,自己应该怎么样像战斗英雄一样战斗的画面。这徒步野练,应该就是成为战斗英雄的第一步。那阵子,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些内容。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么一点好奇心,却会给父母带来很多的麻烦。看着我兴高采烈的描述,母亲只好默默的认可和选择支持。对我的选择,在自己不明白的情况下,一次次选择支持,是这辈子父母亲给我的最好的恩爱。计划好之后,母亲就开始忙碌。母亲为我做的这双布鞋,承载了她无尽的爱与辛劳。为了养活我们兄妹四人,父母亲已筋疲力尽。他们还很年轻,却因劳累过度而早早透支了健康。母亲在无数个夜晚赶制鞋子,为了买布料,她四处筹款,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那些夜晚,我在睡梦中醒来,看到母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头歪向一边睡着了,手中还攥着鞋底,显然是困极了,却依然在为我们赶工。她会眯一会儿之后醒来,继续工作。这一幕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母亲手指粗糙,针线在她手中穿梭,昏黄的灯光下,她的影子映在墙上,随着针线的起落轻轻晃动。那时的家境赤贫,能够让家人能填饱肚子,是父母最大的目标与成就。每天他们都辛苦劳作十几个小时,天不亮就起床去做农活,实在是太黑看不见了才收工回家。即使如此,最终收获的,却是一家子的饥饿,除了收成特别好的年份。因为大部分收成要上缴公粮,沉重的税赋压在农民肩上,让他们没有喘息之机。

年轻活泼,大家开开心心,走起来也快。在中间公路旁一个山坡上,一大队人散开来坐满了山坡,大家有说有笑,有的哼着小调唱着红色的歌曲,有的互相打趣,席地而坐,拿出干粮,你一口我一口地分着吃,疲惫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五月的中原大地,气温温和,微风习习。一路疾走,汗水浸湿了衣服,脚下的路似乎没有尽头,但没有人叫苦叫累。

走过田间小路,再走向麻古石铺成的土公路干道,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红安县城,被安顿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教室里空荡荡的,窗户没有玻璃,就是一个个开着的小门,地上是压实的土层,只有一些简单制作的木桌和四条腿的板凳。我们把课桌拼在一起,先做餐桌再做床。大家拿出自带的干粮,都是些炒米类的简单食物,讲究的还带了些自家做的咸菜萝卜,吃得津津有味。先行到达的老师,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壶热开水,大家在开开心心的吵闹中,吃得无比满足。那晚,在蚊香的熏雾中,大家铺开被子,一半做床垫一半盖身上,听着虫鸣,在坚硬的桌子上睡得很香。十几个小时的步行让身体极度疲惫,年轻的我们又没有太多忧愁,心中只有对第二天的期待与兴奋。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走进老团长过雪山的岁月:大雪覆盖了草地,队伍像一条缓慢爬行的长蛇,每一步都充满了艰难。方和明的嘴唇干裂,青稞磨出的伤口在喉咙里烧灼,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天没吃上一口热乎饭了。忽然,他看到前方一个熟悉的身影趴在地上。“老陈!”他快步跑过去,扶起了倒地的老战友,发现对方浑身僵硬,嘴唇冻得发紫。老陈的粮袋早已空空如也,他无力地摇头:“团长,别管我了,走吧,别拖累你们……” 方和明皱着眉头,从自己怀里摸出仅剩的粮食袋。里面的青稞不多,但他将袋子塞到老陈怀里。“吃了,快吃。”他一边搀扶着老陈,一边大声呼喊其他战士过来帮忙。老陈的眼泪像冻住的冰块,从脸颊滚落,“团长,你给我了,你就没命过草地了……” “少废话!吃了粮,走下去。”他咬紧牙关,像拖着一块巨石一样将老陈扛在肩上,继续向前。草地尽头,天空微微泛白,他回头看了一眼,脚下的泥泞与队伍交织成一幅苦难与信念的画卷。

第二天一早,天刚破晓,晨曦轻柔地洒在我们身上,伴随着起床号,大家快速地叠好被子,还原为正方形,捆好,在吃了点干粮后,就沿着公路继续向目的地进发。公路路面,是用碎石伴着粘土夯实建成的。脚下的碎石路有些硌脚,对布鞋的磨损也很严重,那几个穿草鞋的,已经磨坏了一双,只能换新的或者赤脚。对于这类小事,没有人发一句牢骚。叠被子的技术已经练习了好长一段时间,对于行军途中的艰苦,也做了很多心理上的准备。就像战前的思想动员,看来做得很到位。

走进七里坪镇的地界,山变得更加高大,路上的小石子也多了起来。路上很少见到汽车,偶尔走过的是突突突叫唤、冒着冲鼻柴油气味浓烟的拖拉机。我们一路人走过,也会留下一串飞起的灰尘。公路边,是光秃秃的山坡,地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树桩。树桩的直径多在一尺左右。这一幕让我颇为震惊——在这片地方,在现在,居然还有如此多的大树可以砍伐。

想到我们村附近的山头,早已没有一棵大树的影子,更不用说那些伐过大树留下的树桩了。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年代早已过去十多年,但它留下的对大自然的摧毁痕迹,依然深深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村的山上如今只剩下稀稀拉拉的杂草和歪歪扭扭的小松树,树干直径超过两寸的都很少见,更没有笔直的参天大树。这些残留的“虾兵蟹将”,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悲伤和无奈。

走在这片树桩密布的公路旁,我的思绪再次进入了对历史的幻想中。我想象着当年的反围剿战场,那个红军与政府军在这片土地上交锋的血火年代。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这里也是重要战场之一。我脑海中浮现出红军战士们穿梭在山林间,与政府军展开激烈的野战,硝烟弥漫,炮火轰鸣。

老团长的家乡,在一片面积挺大的山坳平原里,远远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和自己村子相差无几的农舍。唯一的区别是,这里的房子更整齐些,屋顶的黑瓦显得崭新。老团长的门口有个不大的院子,里面种了些蔬菜,还有几只鸡在相互追逐。

六十五岁的方和明花白的头发,脸上布满皱纹,但目光炯炯有神,精神状态不错,藏不住的是脸上写满的岁月沧桑。老团长抬头望着远处的山脊,风吹乱了他花白的头发。他静默片刻,低声说道:“自己没念过书,大字不识几个,干不了大事,也就不想给国家添麻烦,回家种地吧。”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们身上,像是想说点什么,却又收了回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带着几分无奈的叹息。

身旁的老师神色僵硬了片刻,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出声。空气中似乎凝固了一瞬。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听到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那是一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讲读书有用,是需要勇气的。

老团长的眼神停留在我的脸上,嘴角浮现一丝苦笑:“你们是有机会的,比我强。”他语气淡得像谈天一样,却让人心里发沉。我忍不住抬头看向身旁的老师,发现他低着头,脸上隐约带着不安。他手里的笔记本翻了一页又合上,像是刻意在回避什么。

周围安静得只有脚步声和风声。我低头看着脚下被磨平的黄土,脑海里突然闪过七里坪路上那片光秃秃的山坡和密密麻麻的树桩。我们这些孩子,究竟能不能走出和他们不一样的路?在那年随后的七月,“白卷英雄”张铁生,成为时代的标杆和榜样。

红安县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走出了两百多位共和国高级军事将领。他所在的七里坪,则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中,每三个人中就大约有一个是红安人。当年村子里和老人一起参加红军的有七十二个小伙子,最小的才十二岁。结果,只有他一个人活着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七里坪坐落在大别山腹地,群山环绕。今天,这里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却是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战地,红军与敌军在此你来我往,拼死鏖战。

傍晚时分,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教室,好好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再次出发,踏上了回家的路。带着满足,归心似箭,回家的路感觉容易走很多。这时候,我的脚已经被磨出好几个血泡,挑了又生成。布鞋也已经前后脚板见地,只好脱下来当赤脚仙。后悔没有为自己准备一双草鞋,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能够这么快磨穿一个厚厚的鞋底。

回到家时已是傍晚。我赤着脚,从后门悄悄走进,母亲已经做好了饭,等着她的小英雄归来。看到我光着的脚丫,她愣了一下,满脸疑惑:“鞋子呢?弄丢了?”我从背包里小心翼翼地把鞋拿出来,递给母亲。她接过去,细细翻看,脸上的神情从疑惑到心疼,再到自责。她还用手指轻轻穿过鞋底磨出的四个小窟窿,仿佛在仔细寻找她做的每一针每一线。母亲拿来洗脸盆,倒入热水,再兑些凉水,用指尖轻轻试了试温度。她蹲下身,把我的脚小心地托在手里。粗糙的指腹滑过脚底的伤口,她顿了一下,没说话,只是用另一只手轻轻摸了摸。我抬头看她,昏黄的灯光下,她低垂着眼,长长的睫毛投下一片阴影,嘴角似乎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热水一点点浸过脚背,我没吭声,只觉得脚底的刺痛渐渐散开,变得轻软而温热。盆里的水渐渐浑了,她换了两次水,最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脚,抬起头,眼里闪着点点亮光。“累了吧?”她的声音像风过屋檐,轻得让我有些恍惚。

我则说:“妈,那鞋子挺好的!可能是我走得太快!”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嘴角微微抽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口。她知道,我是我们这群孩子中唯一一个还不到十二岁的娃,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我身材瘦小,体质虚弱,走这么远的路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小时候我经常生病,母亲常用罐子熬中药给我喝,药很苦,但我总是很听话,喝得津津有味。许多年里,母亲都担心我会活不大,她似乎也在心底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母亲爱哭的习惯,或许就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养成的。生活的艰辛,让活每一天都变成了挑战,而平平安安活过每一天,便是父母最大的心愿。面对苦难,母亲除了以泪洗面外,也没有其他办法。

父母当年生活的辛苦,我今天回想起来,依然难以完全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他们为生活所承受的压力和无奈,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的真实写照。而那双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布鞋,成为了我心中对母亲爱意的最深刻记忆。那段艰苦的征程,不仅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的付出,更让我学会了坚强与勇敢。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在外,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对于一个少年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走过漫长的山路,面对生活中的苦与累,我在一次次的挑战中学会了坚持,学会了不轻易放弃。那双鞋,不仅仅是一次旅行的见证,它也是母爱的象征,更是我成长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2024年6月3日星期一

1979年,父亲送我上大学

 

1979年酷热难耐的夏天,武汉北郊木兰湖乡。夜幕降临,没有一丝凉风,只有闷热和耳边不停的蚊虫嗡嗡声。蛙声此起彼伏,仿佛在奏一曲喧闹的合唱。一盏昏黄的灯光摇曳着,父亲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歪着脑袋在艾草的烟雾中双眼微闭,释放出低沉而平稳的鼾声。他对我未来的担忧,和他那深埋在内心的无助,是我当时无法完全理解的。坐在板凳上的他显得格外渺小,与夜色融为一体,那瘦弱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单薄。也许,他在回忆过去那些为家庭奔波的日子,也许,他在思考我即将踏上的人生道路会是多么艰难。他仿佛在用自己的方式,陪伴我度过这漫长的告别之夜。

十六岁的我,看着那微微颤动的艾草烟雾,看着父亲黝黑的脸庞上因岁月而深刻的皱纹,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楚。他的胆小怕事,让他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卑微。父亲从不向我谈及他的梦想,在他平静的鼾声中,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牵绊。那是一种没有言语,却深深烙在心底的爱。他坐在那里,像是看护着一段即将结束的时光,又像是用他的方式,守护着我那尚未踏出的脚步。他不善言辞,也从未用直接的话语表达过他的担忧与不舍。

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未散去,村子里已经传来了头茬鸡鸣声。父亲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像听到号角的战士一般,迅速起身,披上那件已经褪色、带满补丁的衣服,动作利落而无声。母亲也早已起身,炉灶前的火光映在她的脸上,她忙碌着为我准备早饭。学校在几十公里外的武昌,但对我们来说,那仿佛是个陌生又遥远的世界。

早饭简单又丰盛,有昨夜父亲摸黑到池塘用网捕获的小鱼炒辣椒,这是我的最爱。为了这一碗炒鱼,父亲得跑好几个村子,花去三四个小时。每一次,我都劝父亲别忙活了,不会游泳的他,万一滑入水里怎么办?母亲把饭菜盛在我面前,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她默默地看着我吃下每一口,仿佛这些饭菜是她对我最大的叮嘱。饭后,她用围裙角擦了擦手,借着收拾碗筷的动作,悄悄地背过身去,不想让我看到她眼中即将溢出的泪水。

这时,奶奶踩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歪歪扭扭地走了进来。驼背厉害的她,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几个煮熟的鸡蛋,那微微颤抖的手捧着这对她来说最昂贵的财产。这几个鸡蛋来自她仅有的两只母鸡,她舍不得自己吃,已经很久不知道鸡蛋的味道了。奶奶把鸡蛋放进我的行李袋里,嘴里嘱咐着:“带着路上吃,照顾好自己。”我看着奶奶那布满皱纹的脸庞,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楚。她的眼中闪烁着一丝骄傲,但很快又被深深的叹息掩盖。她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仿佛是自言自语,又仿佛是在对逝者诉说:“要是爷爷还活着,该多高兴啊!”她说起爷爷时,眼中总是浮现出一种混杂着怀念和痛苦的神情。

爷爷曾经为了给两个儿子置办些田地,长期规定家人每天只能吃两顿,不做重活的还只能吃稀饭。多年的艰辛买下的田地,却又让自己贴上了富农标签,让奶奶吃尽了长年被批斗被歧视的苦头,连带着还有她的后代。一次次,每当奶奶被人按着头跪在台上接受批判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我,就是最感觉耻辱、悲哀、愤恨和无助的深刻。我的从出生开始,就被歧视、欺凌和压抑的人生,到一年多之前才得以终止。爷爷自己,在我出生前的1959年,在风调雨顺的“大自然灾害”年代,被活活饿死。

母亲站在灶前,侧身望向窗外,装作收拾碗筷的样子,她在拼命抑制自己的情感。她的手紧紧攥着围裙的角,眼中有泪光闪烁,却始终没有流下来。母亲曾多次说:她妈最大的错,就是舍不得让孩子们外出闯荡,总觉得娃们待在身边就该是最好的人生。她的意思是,父母在不远游的陈腐观念,害人害己。

这个早晨,家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氛围,既有即将离别的激动与兴奋,又有无法抑制的忧愁与不舍。父母嘴里絮絮叨叨地重复着一些已经嘱咐过无数遍的话语。我默默听着,心中既觉得烦躁,又有些莫名的感动。年少不知愁滋味,脑海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却未曾体会到父母那份藏在唠叨背后的深切担忧。

清晨的稻花香夹杂在微凉的空气中,我深深、贪婪地吸着,享受这短暂的清爽时刻。开心、轻松、志得意满的情绪覆盖了压抑我十几年的忧愁与对人生的绝望。似浮云,像清风,薄雾弥漫,送来泥土的气息,乡村的宁静仿佛停驻在时光之外。

父亲陪我走在弯曲的小路上,送我去十二里外的塔尔镇(现在叫木兰湖),赶第一班公交。村子静静地伏在山顶,似展开的一条波纹。去年,松哥,以可以进北大清华的400多的高分,选择去了武汉大学,为的是可以就近照顾妻子,和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外加年老体弱的父亲。他年长我十四岁,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是我的初中老师。他这迈出山村的脚步,被时代耽搁了十年有余。

清晨的村庄,安静得仿佛时间停滞。我们轻步前行,脚下那条泥泞的土石路依然沉睡,湿滑的路面在晨雾中泛着微光。村子里的老旧土砖房安静地矗立,墙角爬满青苔,门前的柴堆显得凌乱而熟悉。

奶奶的狗,憨憨,悄悄跟着,步伐轻快。它似乎也明白这个清晨的与众不同,仿佛嗅到了我身上的那股兴奋与不舍交织的情感。它摇着尾巴,时不时抬头看看我,然后又低下头去嗅嗅路边的泥土,就像是在和这条路做最后的告别。村子里的其他狗还在窝里打着盹儿,对这个清晨的离别毫无察觉。而我,内心却涌动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甚至连憨憨的脚步声都像是对我的鼓舞。

山岗的对面,是我昨日还在劳作的棉田。阳光升起时,微风拂过,白色棉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是无声的道别,又像是沉默的祝福。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眼,那些白点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就像是在说:“要走了,真的要走了。”

我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轻快,像是压在肩上的重担终于卸下,仿佛只要展开双臂,就能腾空而起,飞离这片贫瘠的土地。我即将离开这个困住了世世代代人的村庄,离开那一成不变的田地和日复一日的劳作。那种充满新鲜空气和无尽可能性的未来,仿佛就在前方不远处等待着我。这股轻松和自由的感觉,就像是一股突然涌上的清风,吹过我的发梢,也吹散了那些过去无数个夜晚积压在我心头的压抑和窒息感。那条土路、那片棉田、那些土砖房,都仿佛变成了脚下的起点,成为我通往远方的跳板。而我,终于有了飞翔的机会,终于可以展开双翼,去探索那个未曾见过的广阔世界。

憨憨在后面蹦跳着,似乎感受到我内心的欢愉。它用力地摇着尾巴,好像它也在为我即将逃离这片土地而感到高兴。狗的天性中,也许并不理解人类的复杂情感,但它却能感知到我心中的那股渴望和迫不及待。


不久前的那一天,村旁的棉田,阳光透过云层照在微黄的棉花穗上,我的手指在棉花间忙碌地翻动着。突然,远处传来了邮递员大叔的呼喊:“通知书,大学通知书!”他的声音在空气中划开一条长长的弧线,直直穿过我的耳边。我愣了一下,手中的棉花滑落在地上。下一秒,我就像脱缰的野马般狂奔起来。脚下的泥土松软,每一步都带起细微的尘土。我拼命地跑着,那是我人生中最快的一次,拼尽全力,像是在挣脱命运缰绳的束缚。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视线里只有那个手持信封的邮递员大叔,仿佛他的手中握着通向未来的钥匙。

我喘着气,终于站在家门口,双手颤抖地接过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感觉像是握住了整个世界。当我拆开信封,看到“录取”二字时,心中的喜悦瞬间喷涌而出。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自豪感,我仿佛看见了城市的高楼、宽阔的校门和未来绚丽的生活。

对于一个从未走出过这片土地的十六岁的我而言,那张通知书就像是一道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我捧着它,站在家门口,兴奋得几乎忘了呼吸,仿佛整个人都在轻飘飘地飞升。然而,当我回头,看见父亲那双混杂着喜悦和担忧的眼睛时,兴奋的浪潮却骤然褪去,现实像冰冷的水泼在我的脸上。父亲站在空荡荡的家中,手上还沾着刚刚喂猪时残留的饲料,脸上那种既高兴又忧愁的表情,就像阳光和阴影交错在他身上。

“这啥都没有,咋办呢?”母亲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带着她一贯的嘀咕语气,却多了几分无法掩饰的忧虑。她的双手无力地在围裙上擦拭,眼角闪烁着泪光。这个家,早已被贫穷掏空,连添置一双出门的鞋子、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是奢望。父亲和母亲对视了一眼,他们眼中的欢喜就像燃烧得过快的火焰,迅速被冷静的现实所扑灭。

母亲看着我手里的通知书,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终究没有说什么。她只是低下头,把眼泪悄悄擦在围裙上,仿佛不愿让我看到她的脆弱。她喃喃地自语着:“穷不拉几的,哪有啥值钱东西。”每次她说这话时,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无奈。父亲的手紧握成拳,又松开,最后只是无声地叹了口气。他那瘦弱的肩膀似乎又低了几分,像是扛不住这份突如其来的负担。他沉默地站在那里,看着家中那几件破旧的家具和空空的粮袋,皱纹在他不到四十的额头上深刻得像是刻刀划过。叔父虽少言寡语,但看透了父母心中的无奈。他那天晚上把我拉到一旁,说:“我给你做个木箱,出去在外面,有个地方放东西,也能显得体面些。”

年少的我,朦朦胧胧,哪懂得父母的忧虑和负担,只想着那光鲜的新生活,甚至有些不耐烦母亲的眼泪。通知书在我手中,是通向梦想的通行证,而我却未曾真正意识到,那薄薄的一张纸背后,是家里一贫如洗的现状,是父母为我即将远行而感到的深深焦虑。

为了选择一所能减轻家庭负担的大学,我以重点大学的分数选择了带助学金的普通师范。我知道,未来的日子里,我只能靠每月那不多的十三块钱度日,而家里无法提供任何经济帮助。当时,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干一个月农活的公分收入,还不到三块钱。尽管如此,父母仍然为我做着一切能做的准备:母亲悄悄缝做了一双新布鞋,父亲拿着扁担为我挑着行李箱,而叔父则赶制好了那沉重的木箱。到校后发现,有一小半的同学和我类似,以超过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不少的成绩来到这里,就为了那每个月的十三块人民币。

当时的我,顽皮不懂世事,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好奇,却未曾意识到父亲挑着百斤行李的艰辛。体力弱小的父亲走不远便得停下歇息,而我却丝毫没想到该主动替他分担些重量。父亲走在狭窄的稻田田埂上,步伐稳健,脸上挂着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骄傲与成就感。田野里的稻谷已变得金黄,微风吹过,稻穗像精灵般舞动,父亲看着这片片田野,目光中满是深情与希望。他在低声的自言自语:“该更努力些,给娃们添点衣物,让家人能经常吃饱。”昔日他可以轻松实现的目标,这几年却成为遥不可及的妄想。

穿着父亲为我新做的确良衬衣,我开心地蹦跳着向前移动,满眼都是田野水中的小鱼和蝌蚪,对于父亲的辛劳和忧虑,毫无察觉。做石匠的叔父无法送我,他得披星戴月地给人建房子、凿石雕花,挣得微薄的薪水,支付欠下的请人做木箱的工钱。他只能将他的祝福装进那个沉重的木箱。母亲得照看三个未成年的弟妹们,奶奶的三寸金莲根本不可能让她走太远。父亲一路沉默,只是默默前行。他脑子里有再多的担忧,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出来。习惯了这一切的我,安安静静地跟在他的身后,看着那坚毅的背影在晨雾中忽闪忽闪,心中生出一丝莫名的忐忑。

走下山岗,跨越池塘边缘,趟过小河河床,在无边无际的农田间穿越了许久,阳光渐渐驱散雾气,向我们送来滚滚热浪。“太阳追得真快,”父亲说。

小河边,清晨的薄雾逐渐消散,阳光洒在河面上,映出一片粼粼波光。水流轻轻拍打着河床上的石头,发出低沉的潺潺声,与四周的宁静融为一体。我和父亲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在这片小河旁停了下来。父亲放下肩上沉重的担子,弯腰坐在河边的石头上,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脱下脚上的草鞋,把脚伸进清凉的河水中。

父亲的双脚在水中轻轻摆动,河水流过他布满老茧的脚背,把多年来积攒的疲惫一点点带走。父亲抬起脚,任凭水滴从脚趾间滑落,像是和过去那些日子做一次短暂的告别。他低头望着手中的草鞋,再检查了一下脚板上的两个大裂缝,揉了揉,脸上带着不易察觉、被微笑掩盖的疼痛感,自言自语道:“今后你不应该再需要穿这家伙了吧?”话语中带着一丝轻轻的笑意,仿佛在对自己,也在对我说。

父亲脚板上的裂痕,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就存在。每到冬天,干裂和疼痛更加严重。我用凡士林膏涂抹揉搓父亲脚板的情景,是每天的必修课。初春时节,赤脚踩踏在寒冷水中,那股钻心的痛感,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父亲说:那是老毛病,只能认命过一辈子了。应该是遗传的,你爷爷也有这个毛病。父亲说过多次,每次都是天高云淡般的口吻。

我光着脚,踩在河床上那些被河水冲刷得光滑的石子上,感受着水流从脚趾间滑过的微凉。我的脚步在水中来回踱动,水流溅起细小的水花,打湿了裤脚的边缘。父亲静静地看着我,眼中闪烁着一种温柔又难以言说的情感。他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像是在把这一刻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刻进记忆中。

我侧过头,正好对上父亲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多余的言辞,却透出一种从未见过的复杂情感。那是一种对未来的希冀,也是一种对过往生活的告别,更是一种无声的支持与关怀。阳光在父亲脸上洒下斑驳的光影,照亮了他满是皱纹的黝黑脸庞和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那眼神里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也藏着一股无言的骄傲。他看着我在水中蹦跳嬉戏,仿佛看到我在未来的路上踏出的每一步。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想着昔日那些父亲用旧草绳为我编制的草鞋。那是父亲在无数个夜晚、昏暗的灯光下一点点编织出来的。他的手指在草绳上来回缠绕,就像他对我的担忧和期盼。而如今,我即将离开他和这片土地,他却在这片小河边,用一种看似随意却饱含深意的话语,为我解开了这些年来彼此之间无形的束缚。

我轻轻地把脚浸入河水中,感受着清凉的水流,那股温柔的清凉像是父亲的手掌,轻轻抚摸着我成长的每一个瞬间。父亲的身影在水面的倒影中显得有些模糊,却格外沉稳。那双手曾经为我挡风遮雨,如今却只能静静地看着我踏上新的旅途。

在这片小河边,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有流水和阳光,陪伴着我们父子度过这短暂而难忘的时刻。父亲的沉默,仿佛是对我无尽的叮咛,而我踩在河水中的步伐,则是对这份深沉爱的回应。那水中的倒影,那父亲的眼神,将永远留在记忆中,成为我前行路上最深刻的力量和牵挂。

父亲是个裁缝师傅,七八岁时就被爷爷送去学艺,早就是远近闻名的老师傅了,最好的。再难做再复杂的扣子、衣服,在他手里都是小菜一碟。曾经,我们因他的好手艺,过着还算丰衣足食的生活,颇有村里最富有家庭的优越感。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收缴了他视为生命一部分的缝纫机,他被逼着回村,干他不擅长的农活来养家糊口。就此开启了一家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我从他的身体语言中学到:认真、负责、勤于思考、任劳任怨、仁慈善良,太多太多。父亲是启蒙老师,也是最重要的人生楷模。

破旧杂乱的小镇车站,空气中弥漫着滚滚的尘土。那辆老旧的公交车停在简陋的站台旁,车身上斑驳的漆面仿佛在诉说着无数次的风雨洗礼。车窗旁,人们高声喊叫着,将一包包物品递进车内,这里的人们似乎天生带着粗犷,连告别都必须如此直接。吵闹声中夹杂着浓烈的汗味和夏日的灼热,令人感到有些窒息。

父亲站在车旁,手里抓着扁担,稳稳地把那个沉重的木箱安放在车顶上。放好箱子后,他退到一旁,安静地站在那里,脸上看不出多余的表情。可我知道,他那双深陷皱纹的眼睛里,蕴含着太多未曾说出口的话。我挤进了车厢,透过车窗望着父亲,发现他也正望着我。父亲的目光沉默而深邃,仿佛在用眼神替代着所有不擅表达的嘱咐。那双眼睛中,有对我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期盼,还有那份藏在心底的担忧与牵挂。

车子的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缓缓启动,车轮卷起一片尘土,在阳光的照射下飞扬起来。灰尘在车站上空打着旋儿,把父亲的身影一点一点模糊。尘土渐渐遮挡了视线,我的眼睛开始有些湿润,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和空白。车子缓慢地向前驶动,父亲的身影在飞扬的尘土中若隐若现,仿佛变成了一幅淡淡的剪影,逐渐融入到这个小镇的背景中。那一瞬间,我想喊他,想再多看一眼他疲惫却坚毅的脸庞。

车内的空气闷热而压抑,四周人们的吵闹声渐渐远去。我握紧怀中的布口袋,那里面有母亲为我缝制的布鞋。它的触感粗糙,线脚清晰,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在昏黄油灯下纳鞋底的那一针一线。车子渐行渐远,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乡村的土砖房、田野、河流一点点消失在视野中,而父亲的身影也彻底隐没在尘土中。我的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惆怅与思念,像是有一根线,牵着我,拉扯着我,一头连接着我的梦想,另一头则永远拴在那个站在车站尘土中的背影上。

那个离别,成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幕。那飞扬的尘土、那渐行渐远的身影,连同父亲眼中深藏的情感,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时光已过四十多载,父亲也于多年前离开了我们。食道癌,这是一生艰辛的后遗症。

1999年夏天,我从美国回去,为他们在武汉华工科技大学对面买了一个三卧室的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公寓,看重的也是大学校园内的风景,方便老人们的休闲。母亲开始了她嘴里说的“伊甸园般”的生活——那个她一辈子羡慕而不得的城里人过的日子。住进房子后,不知从何时开始,她不再那么喜欢哭了。她嘴里常说:“托儿子的福。”她也惊奇地发现,多数城市人的日子,过的远没有她昔日以为的那么容易和美好。

按照我的建议,昔日大字不识的她开始学习认字读报,学会了谦卑,居然能和一帮大学退休教授们相处得火热。父亲脚板上的巨大裂痕,也在穿上我给他的耐克鞋后不久,慢慢变浅,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六十岁开始,他再次享受已经失去四十多年的光滑脚板的快感。

可惜,奶奶被皮肤病困扰的痛苦,直到她离开时也没人帮她解决。1979年8月底那一早的朝阳、那些田埂小路,还有父亲沉默中满载爱意的背影,一直留在我心中,成为我前行的力量与牵挂。他那瘦弱的肩膀,就像一座大山,是它让我能够站得更高,走得更远,走出山村,跨过武汉,飞向大洋彼岸。


2022年4月7日星期四

疫情下的美国人

1.     新邻居和老朋友

前几天,附近的一家沃尔玛店,因头天出现五十二名确诊决定关门两天消毒和盘存。新年伊始,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新泽西和德克萨斯州的多家沃尔玛店,也因类似原因各关门两天。在刚刚过去的十二月份,全国因此短暂关门的沃尔玛店高达六十家。我住家附近的医院,因为疫情导致大量雇员缺工,不得不临时关闭几家分店,将有限的雇员集中使用。生意忙碌的餐馆,因为雇员短缺每周不得不关门几天的新常态,已经持续了年多。航空公司则因缺少飞行员和空服,几个星期内临时取消了数千次航班,害得无数的乘客被迫“流浪”在全国各处的机场。

老薛的美容店,每天都有顾客因感觉不舒服而取消预约,她们不想给他人添加麻烦。地域辽阔的俄亥俄州不多的几座“大城市”,最多的人口也不过区区几十万。算不上稠密居住的一千一百万人口累积确诊的人数已近五分之一。算上数量更大的无症状感染人群,估计一半的人口都曾经被病毒入侵过。美国已经到了处处是病毒,无处可逃、可藏的地步!好多人因此而选择退避三舍,辞职或者转行,以期减少被感染的几率。选择的结果,低薪的底层工作大量缺员。与之对照,每到晚上无处不在的餐馆停车场,则几乎个个停无虚位。

几天前,傍晚五点多回家,遇到新搬入的邻居,站在环形车道,看上去四十左右的陌生女士。我迈步向前,她挪步后退。我们隔空五米多聊了会。她说,两个九岁和十二岁刚刚确诊,担心会传染。我好奇,一个单身的年轻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疫情肆虐长达两年后,居然能拿下这座六十万价码的豪宅?!

六十万美元不到四百万人民币,按国内的“标准”数字不大。但美国人没有向亲朋借钱买房的习惯,更没有人乐意任劳任怨工作百年,换来个短暂的安身之所。即使是首付,几乎都是自己慢慢攒钱解决。对特定的人群,政府有零首付的照顾,同时通过保险分散背书风险。居者有其屋,一直是美国梦的基石,政府对它有众多政策性支持,实实在在。银行提供的房贷,通常按年薪二点五倍计算规模。在一个相对富裕的俄亥俄郊区小镇,家庭中线收入十万美元,对应的能获得的贷款三十万不到。照此推理,邻居女士应有二十万以上的年收入。这个数字,在咱小镇可算巨大。

房子很漂亮,外墙贴砖,新换的屋顶所费不菲,四百多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外加三车车库和装修好的地下室。俄亥俄的冬天有长达三个月的寒冷,舒适漂亮的地下室空间,非常适合爱动爱折腾的美国小孩,用来消耗众多过剩的能量。申请房贷需要三年的纳税记录,良好的个人信誉积分。银行会基于三年平均值和借贷人目前的工作收入,以及收入的质量和稳定性来衡量风险。一场次贷危机,让所有银行都变得谨慎和保守。

女主说自己做人事管理,由于疫情影响基本在家办公。她离婚了,有两个孩子跟着,前夫偶尔会来探望。看样子估计是离婚不久。美国的离婚率较高,专家估计,现有的婚姻接近一半的会以离婚终结。涉及到的扶养和探视,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守法习惯,在扶养孩子问题上鲜少有闹纠纷的事发生,更难看到用孩子做钓饵争夺利益之事。美国的社工服务系统温馨同时冷酷无情,如果她们认为你孩子遭受虐待,哪怕只是言语上的心理虐待,那些人就有办法并且非常乐意将你的孩子收归国有。而且政府备有充足的特别基金用来鼓励孩子被人领养(短期或长期)。大量的美国人非常喜欢做这类善事。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确实是孩子的天堂,孩子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美国的孩子多数是惯而不坏,边界的把握比较到位。

好多人等孩子到了八九岁的年纪,搬到咱这样的郊区小镇,为的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克利夫兰都市区四周有不少优质的私立高中,好几所在全国大名鼎鼎,每年为顶尖大学输送不少人才。私立高中毕业生拥有更好的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除了他们有机会接受更加细致的训练外,更重要的是对申请程序的细致护航:好多优秀的公立高中的毕业生,就是因为对申请程序的漫不经心,或者操作过程的不够专业,而错失顶尖名校的录取机会。

成绩和潜力是一回事,让潜力和成绩被录取官充分认可,又是一回事,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的富裕家庭,选择将孩子放在公立高中就读。金字塔顶的顶尖名校和为数众多的一流大学相比,对长远的人生发展而言,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异。有时退而求其次,可能还是更好的选择。眼前的这位看上去普通的女人,很可能拥有不普通的教育背景。

这里的学校不错。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优质学生。而且你这个房子,也有不错的风水,前任的孩子个个优秀:外科医生、工程师、牙医和中学老师,四个孩子个个出色。这个小区也是,东边的那家两个闺女斯坦福毕业,前面那家的两儿子在耶鲁就读,后面那家的两女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正做住院医生。我如数家珍般的猛吹了一阵后问了句:你家孩子上私立吗?实际上,原来的主人二十年前搬来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已经离家独立飞行。今年选择搬走,七十九岁三年前失去爱妻的他,觉得住个不需要照顾院子的地方,日子会过的更轻松些。

没有。就在这里的公立。早就知道这儿的学区不错。今后还请多多照顾。孩子他爸会时不时的来看看孩子。我男朋友也会时不时的过来陪陪咱。

那当然。我很喜欢孩子。他们住的远吗?我说。她估计是在打预防针,不想被邻居误解:为什么老有不同的男人过来?同时估计也担心,孩子小,有时会因顽皮产生些小摩擦。美国孩子的顽皮和破坏性,有时会超出想象。

孩子他爸住在不远,也在这个小镇。男朋友是飞行员,偶尔才会有时间。

飞行员是份很热门的工作。前几天还读到,航空公司给加班的飞行员支付平时三倍的薪水。但是严格的飞行时间限制,恐怕好多人想捞外快也没机会?

她笑了笑,没有回答。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女人:她们极少在男人的收入上指手画脚。而且,像她这样的男女朋友关系,大概率是AA制,男人以养小三的姿态耍慷慨的可能性不大。一则大家都是靠自己的辛苦付出赚钱,再则,多数人比较在乎自己的感觉和感情。同时,应该也是生存相对比较容易的结果。没有结婚前,一起合资买房子的可能性更小。结婚后按照州的法律,夫妻财产共同持有,除非有特别的协议存在。 

记忆中,朋友圈较早感染病毒的是接近七十岁的罗伯特。一直做生意的他,已从自雇状态退休多年。次贷危机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几乎被打趴到破产边缘。一直做事谨慎小心的他慢慢的走出低谷,并且在次贷危机复苏的过程中,在地产投资方面有不错的斩获:低价时购买了现在住的房子,同时低价在佛罗里达购入退休住所,装修之后,现在已有百分之四、五十的升值。

他有两个孩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北卡找到了对口的特殊(残疾)儿童教育工作。儿子大学管理专业毕业后就开始做房屋翻修工作:将破旧的老房低价买入随后大手笔翻修,再卖个好价钱。几年下来做的不错。有趣的是,美国普通大学管理的,毕业就开始自己做小生意的不少。前几天遇到的一个漂亮的二十二岁女生,刚刚大学管理系毕业,自己开了家给人接假睫毛的小店。

六十岁的时候罗伯特考了个地产经销执照,边卖房子边做代理房屋出租维护的工作。好多人买房出租,通常能拿到百分之十左右的毛租金收入。他们多数委托像罗伯特这样的人代为寻找租客和负责维护管理。后者,他已积累了五十来套的规模,就此成为他稳定的收入来源。

前年六月份的时候,一次电话聊天,得知他正在医院输氧,病情严重。他也不知是怎么被感染,好在自己的家人(妻子和儿子)无恙。那段时间只要被确诊的,多数是重症。半个多月后,他在死亡线走了一遭回来,原本就身体不好的他,身上留下不少后遗症。再后来,就是些朋友的老年七大姑八大姨,感染住院和死亡。基本上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周围人的经历,基本上验证了宏观数据的结果。最近的疫情,被感染者有明显低龄化趋势。最新的全部被感染人中青少年和儿童比例越来越高,死亡的比例则越来越低。有数据说,病毒的传播让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下降了两岁!

2.     想当心理咨询师

瑞秋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子,近三十。我认识她有十多年了,从高中毕业开始。那张愣头愣脑的漂亮脸盘,已经不知不觉中被成熟替代。有两个小男孩,却依然苗条得像二十出头的大姑娘。高中毕业后,她做了一段时间的美甲,二十岁那年独自一人远赴东岸的加州当“坞漂“。在好莱坞,她遇到不少追梦的年轻女子。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漂流了半年,曾在一部电影里出境几分钟,作为茶馆的女侍。后来觉得机会渺茫,追梦成本太高,选择回归故里,再度以做美甲为生。那时我曾对她说:以她的条件去中国寻梦,很容易梦想成真。可是她不感兴趣。我遇到的几乎所有美国年轻人,都觉得中国太过遥远,去那里淘金寻梦太不靠谱。美国媒体的长期渲染,对于中国在美国普通人心中的形象,留下了难以改变的阴影。

有人曾估算过,在俄亥俄州十万年收入能够获得的生活质量,在旧金山和洛杉矶那样的大城市需要三、四十万。从一个生活节奏缓慢舒服的小地方,突然转去高消费快节奏的大都市,对于一个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年轻女孩而言,无疑是个很大的挑战。次贷危机时她的父母失去了住房,成为庞大破产大军的一员。父亲失去了工作,母亲又从来没有正正经经的工作过。父母两人就此靠政府福利度日,余生不太可能再次拥有写着自己名字的房产。已经成人的她,高中毕业后就搬出独自谋生。父母的经济状况,就此和自己没有太大交集,未来的日子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双手。

有次闲聊,提到晚上去喝酒的事。她说,没有钱,不去。我说,据说好多地方女士免费?她翻着白眼冷对:你以为真的免费,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免费!我回说:酒馆就此招揽生意而已。男人就此招揽性伙伴。代价是你得陪睡。我不想和陌生人陪睡。说完她使了个性感十足,调皮挑逗的笑容。心情好的时候她说话温柔,轻声细语,确实是个可爱的漂亮女人。同时,她又是个性子急,个性猛烈的女子:一切依心情而定。一句话不对号,就能立马让晴天温和变寒冬暴风雪。我仔细观察了一阵子,觉得还是因为体内构造不同的结果。像她,大脑很容易被烦心事搞乱,结果就是失控,自己也感觉很不舒服,无法自控。这时候的她,脸色煞白之中带红,一看就是气冲冲的样子。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位在美国陆军系统负责征兵工作的老头子迈克,一直来她这里做美甲,享受和她聊天的快乐,还经常性的带些小吃零食。老头子五十好几,矮墩墩并且肥头大耳,样子油腻,有时候说话还挺刻薄,开的玩笑经常让人不悦。店里的女孩子不太喜欢他。虽然如此,基于专业,几年下来依然相安无事。有一次,因为她个人的原因,应该是孩子生病,不得不临时取消预约。对方只是多问了几句,想尽可能快的获得新的预约机会,多发了几次短信。她就火了,说对方的行为是严重的骚扰,要求立马停止,不然会让警察出面。后来对方给店里来电,估计是想解释一下,她责令所有的人不得代她接受预约:她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我说,人家只是一个普通的顾客,也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作为专业人士应该专业应对才是。对此,她快速的喋喋不休的开始数落对方的不是。最终说了句:也牺牲不了几个钱的收入!

我觉得,她这或许是忍耐了很久后的爆发。油腻老男人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也只是聊聊天而已,看来这位收入不错的家伙,也只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他完全可以找个永久性的老婆!想到这里,我感觉出一点对他的同情甚至是伤感。那家伙习惯性的言辞犀利,很可能在有意无意之中掩盖自己内心的孤单、凄凉与无助。这样想来,又觉得瑞秋的做法有点过分:是对他的欺凌。老薛说:相识开始时他喜欢拿中国话题跟我开玩笑,每次都让我不悦,都遭受我的高火力反击。不久后他估计是自觉无趣,慢慢的不再涉及这类话题。

老薛后来说,她就是这种个性,顺毛的厉害。如果她不高兴,你最好闭嘴。即使她高兴,你也只有最多两次用短信询问的机会。多了,她就会使用骚扰这个词!Harassment,是个比较重的词汇,有语言、行为和视觉骚扰之分。美国法律严格制止工作场所的任何让人不愉快的感觉(骚扰)出现。刚刚高中毕业那会儿,她不仅多次使用骚扰一词,让老薛不厌其烦,还多次说让他滚回中国(Go Back to Your China)!虽然她说话温声细语,但是,打击和破坏力胜过吼叫。

老薛回说,我来美国比你早多了。这也是我的美国,你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我炒了她三次,又雇佣了她三次。从加州回来后,她问我能不能继续回来工作,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看来你还是大度。年轻,说话不知轻重,很情绪化,只有时间能够改变她。你和她说话,很难让她坚持仔细听完三句。本质上,她是个不错女人:不少人爱挑顾客,她却按照安排认真做事。这也是为什么,她会好几年一直接受像迈克这样的男人。其她的女人很可能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来的机会。类似的例子出现过多次。老薛说,这美国的女孩,良好的感觉比获得金钱相比,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她们既是优秀的雇员也是让人头疼的姑奶奶。

现在做了两个男孩的妈妈,是个挺用心的妻子和母亲。男孩顽皮,比女孩难侍候。她好多次强调说她要攒钱,将来让她的两个儿子像咱们华裔的孩子一样,进名校读大学。附近华裔朋友的孩子们都就读于美国各类顶尖大学,让她觉得,华裔的孩子都厉害,值得仿效。

回来后不久,她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一个大两岁的帅气小伙。可以靠脸吃饭的她,选择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和她同龄一起做美甲的美女好几位,都做了类似的选择。靠傍大款的美女不可能没有,但在这里较少见。感情和感觉,对她们比金钱更重要。

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小伙子,一边尝试不同工作一边做预备役。每个月参与一段时间军训,获得些政府补贴。遇到台风等自然灾害时,还得参加救灾抢险。美国年轻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给自己时间通过尝试,寻找自己真正喜欢做的工作。即使是上大学的,好多人也会花好多时间更换专业,最终选择自己喜欢又适合特长的领域。 

美国高中除了免费提供义务教育必须的内容外,还提供大量大学预科课程,供学有余力的孩子超前学习大学基础课。这些科目在普通的大学被承认学分,让人节约时间还节省学费开支。此外,学校还联合社区学院和由政府资助的职业训练机构,提供大量的技能训练机会,让那些不打算上大学的孩子尽早获得生存技能。电工、水暖工、美容美发、汽车修理、护士护理等,都可以在象征性的学费支出之下获得学习机会。以女生最喜欢选择的美容为例:在高中毕业前学习,学杂费不过几百块。毕业后进入美容学校,学费则高达八九千,是多数这类孩子无法承受的。好多孩子因为在高中阶段犹犹豫豫,毕业后再想学,由于负担不起,只能先去餐馆做侍应生,慢慢攒足学费再开始下一步。在俄亥俄州,由于对执照的要求比较高,是个做美甲比较理想的地方。不像加州纽约州,任何人都可以做,结果涌入大量语言不通的非法移民。造成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相互低水平竞争,结果劣币驱逐良币,形成恶性循环。

昔日的愣头青,几年下来,变成了成熟且有担当的年轻妈妈。拥有两个孩子后一切都变了。她的动手能力很强,人缘也不错,很快就拥有为数不少的回头客,她的固定收入来源。在美国,美甲已经是一个成熟且刚需性很强的行业,拥有两百多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凭她的专业能力和脸蛋,继续做美甲,年收入拿到六七万美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过的轻松时间灵活,赚钱照顾孩子双不误。美国顾客也搞相貌歧视,不过是无形之中而已。或者说,是人类骨子里喜欢美丽的结果。漂亮女人的生意相比而言,明显好很多是事实。疫情开始前,她老公有了份收入不算差的稳定工作。借助于政府对预备役军人的照顾政策(可以零首付还能获得优惠的利息贷款),他们选择买房安定下来,碰巧在房价的底部收官。昔日一直在南卡和俄亥俄两间犹豫,最终决定和亲戚朋友就近落户生根。四口之家,开始了独立远航。 

三十而立,就此过下去她的日子也会红红火火。但她那颗不安分的心终于抵抗不住躁动的蛊惑。去年开始,她边带孩子边工作赚钱,又开始在社区学院修心理学,目标是中小学的心理辅导咨询师。市场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一直比较大。而且收入不错。好多中学生喜欢心理学。我的老大在高中时也一度非常痴迷,选修了对应的大学预科课。在大学时,修读电子与计算工程,获得工程和数学两个本科学位外,还特别修了心理学副科。孩子说,自己无意用心理学作谋生手段,电子和计算工程专业,应该足够找个不错的工作。修心理学一则是免费,再则是满足求知渴望,让高中获得的知识得以升个档次。孩子就读的私立大学每个学分两千多美元,很贵。每学期的收费有个上限。学术要求本来就高,再让自己超高负载,是对人极限负荷的考验。

瑞秋计划以两三年的时间,完成所需的学分并通过必须的执照考试,再寻找上岗的机会。获得资格再获得上岗的机会是两道难关,后者甚至比前者更有挑战性。就像老师岗。在我们所在地小镇,中小学老师的中间薪水在八万左右,妥妥的高薪,每年还有好几个月的假。好多人趋之若鹜,但岗位有限,众多的人竞争难得的因有人退休而留下的空缺,过关不易。

有追求,才有成功的希望。去年年末的最后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的两个孩子同时病了,症状和病毒感染极为相似。另外一个越南裔的女士也中标。老薛不得不突然终止年初二号的开门计划。这是他的店开门十二年来第一次,因为雇员生病太多而无法开门营业。他还在担心,如果这些人久病不愈,后续的生意该如何做?几天后,每个人都鲜活的出现,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问老薛,她们基于什么样途径被感染的?这么急匆匆的回来,难道你不担心带毒感染他人?老薛说,我们都是按法规要求在操作:有症状确诊的十天,确诊无症状的五天,都是自我自觉隔离,没有来自政府的参与。至于感染源,那个越南女的应该是她老公参加聚会带回家的。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整个越南社区感染率很低,大家保护的比较好。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因为疏忽和不重视,或者因为症状较轻让大家放松警惕,结果中招的人较多。至于瑞秋,她一直小心翼翼,就是担心孩子被感染,结果还是中招。她自己说,也不知道来自哪里。现在病毒似乎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3.     出生时母亲才十六岁

凯娜是另外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她妈妈在十五岁时怀上,作为高中生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她妈妈十六岁时应该才上九年级,美国四年制高中的第一年,中国的初三。她说,小时候妈妈的脾气特别坏。大孩子的孩子,兼顾学习和孩子扶养,让十六岁的妈妈最终熬了下来。刚开始见识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很难想象这是一对母女,更像一对姊妹。

煎熬挣扎了若干年后,她妈妈决定不再自甘堕落,想靠自己的双手追寻自己的人生幸福。好在美国的机会比较多。高中时成绩不怎么地的妈妈,后来在社区学院完成了护士护理必须的课程,成为一名注册护士。十六岁时就当爸爸的那个初恋男孩,自然成为随风吹拂而去的浮尘。作为霍尔蒙失控产物的凯娜,在神经质母亲的阴影下成长,形成了敏感和脆弱的性格。

无法从家庭获得安全感的孩子,很容易堕入早恋的漩涡。十五岁的时候她步入母亲后尘,和一位大一岁的高年级男孩坠入爱河。她以为这就是她一辈子的爱和心理堡垒所在。五年的爱情长跑,在她喜滋滋的准备结婚时,一夜间男孩决定将她抛弃,选择了一位凯娜嘴里的风骚的泼妇。她因此消沉了半年多。好多时候,不知不觉中就是泪水洗面:爱的越沉,悲伤越深。大家都劝她放弃:既然对方看不到你的价值,又何苦强求?即使你再次将他拉回到你的怀抱,他也不会珍惜,最终受伤的还是你自己,而且会被伤害的更深、更甚。

她时常的念叨”那个女的不如自己,跟着她,男的最终会吃亏、后悔“。被人家踢掉,她依然在为男人的幸福操心、忧虑!真是个少见的痴情女人:漂亮、善良,为了爱可以放弃一切,甚至自己的感觉。男孩是个预备役,驻扎在北卡一座小型的海滨城市。她一度为他丢掉工作,去那呆了好几个月。走时兴冲冲的说”去结婚“,回来时整个人没了生气,似乎是大病一场还没恢复元气:她说是男方母亲不同意,觉得一个十五岁母亲养出来的孩子,未来一定是个劣等货。

这种判断很伤人,非常粗暴、野蛮!以黑手党闻名世界的意大利裔家庭,居然会有这样的歧视?老薛对她说:看来就是个巨婴,在美国居然还有这样的长不大的男人!要么他就是个白痴,要么就是愚蠢的借口。这样的男人没有值得托付终身的价值,也靠不住。现在你有机会看明白,应该感谢上苍,应该感觉是自己幸运才对。

她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好多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情不自禁。五年了,哪有那么容易说放弃就能放弃的。他能做到我做不到!花了两年时间,她终于走出了郁闷的城堡,遇到一位知道珍惜她的小伙。大她三岁的男子做室内装修,好多次她美滋滋的说,那家伙能赚好多钱!随手接个私活,一个星期下来,就是一大叠美钞,现金!感情稳定后凯娜决定让自己在事业上更上层楼:她边做美甲养活自己边在社区学院学习,专业换了几轮,最终落在牙医护理/助理。

我觉得难以理解:既然男人赚钱不错他们又决定待在一起,为什么她不专心致志读书,早点毕业换工作?花在做美甲上的时间,应该是不划算的。现在牙医助理工作非常好找,收入会多不少并且有很好的福利,就此可以弥补男方个体户收入在保险缺乏上的不足。个人单独买医疗保险,非常贵!老薛说,他也有这样的不理解,但她坚持认为,这是男方的钱,和自己没有关系。她得独立生存,不依靠任何人!疫情开始前几年,地产市场不景气时,小伙低价收购了栋破旧的独立屋。随后两人花了半年时间修修补补,一栋小而精的漂亮爱巢就此产生。去年疫情最浓时,在秋天的色彩中她结婚并完成学业,随后如愿以偿当上了收入不错的牙医助理。

凯娜是个漂亮,善良,动手能力特别强,个性也好强的女子。只是身体有点弱,经常感冒生小病,很可能是妈妈在她年幼时缺乏经验,照顾不到位导致的后遗症。她是个非常好的雇员:好学勤奋、负责、靠谱并且技能出众。如果出生在书香之家,她完全有机会获得很好的教育,成为某个行业的成功人士。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但是她和妈妈一样,最终选择靠自己的双手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她也和妈妈一样,如愿成功了。老薛说,他的多数雇员都在社区学院读过或者正在就读,极少有人像她,以全优的成绩完成。有人勉勉强强通过,再转到克利夫兰城市大学,完成本科学位。有的中途放弃。还有个女孩,读了七八年,疫情爆发前到西海岸的加州河滨分校读了两年,现在又去了东海岸的南卡大学,想当海洋生物学家。老薛曾经给她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去夏威夷大学,那里的海洋生物专业应该很棒!她说,确实是很棒,也很贵。她说的是夏威夷的生活开支。

疫情肆虐之际,美国各地的护士奇缺,无处不在的病毒,让医护工作成为让不少人恐惧的职业。若干年前,她妈妈也安定了下来,有一个自己喜爱的男人,还有了孩子。凯娜在2020年秋天就被感染过一次,在2021年夏天又再度被感染。病毒,应该是她老公从工作场地带回家的。 

4.     越南裔单亲母亲

露丝四十出头,十七岁那年从越南移民来美。读了一年高中后就下海开始做美甲,同时在社区学院都护士专业。学业完成了,有做护士的机会,但最终她还是放弃了,一直以做美甲为生。期间还多次拥有自己的美甲店。当老板,将生意买来卖去的,发现结果不是很理想:一直在为人创造就业机会而已,最终在老薛这里老老实实当雇员。好多像她这般年纪的越南裔新移民,都一度在社区学院学过护士护理专业,并且快接近完成,有的甚至考过了执照最终还是选择放弃:全面权衡之下,还是觉得做一辈子美甲更合算。

美国美甲行业从三十年前不起眼的小不点,成长为今天两百多亿美元规模的市场,主要是越南裔的功劳。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来自越南的新移民,多数三四十岁以上,基本上以做美甲为生。做这个行当,比八十年代来的移民,延续在越南时拥有的海上捕捞技能所获得的收益,要好很多。越南移民多来自南方,是越战南方战败后的结果。南方的越南人多数以海上捕捞为生。来美国后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又缺乏必要的技能,多数男人选择住在海滨城市,男人出海女人选择一些杂七杂八的工作。有一阵子,中餐馆来了大量的说着不标准中文的越南裔打工者。后来美甲行业崛起且规模越来越大,大量的越南裔靠此养家糊口,有些人甚至就此打入中产阶级。不少人借此将孩子培养成毕业于知名大学的工程技术人员。

三十岁的那年,美国经济萧条,周期性很强的美甲行业,生意也跟着遭殃。好多从业者入不敷出,多数人勉强撑着谋求活过低谷,那时的年轻人过的压抑。一天晚上在越南人开的酒吧,她因为同情一个看上去孤单的小伙,一夜情之后有了女儿索菲亚。一晃十年过去了,小索菲亚已经变成一个能说会道,伶牙俐齿的小姑娘。老薛说,那天他送小姑娘回家,在路上小索菲亚很自豪的说自己一直是全优生,还笑老薛是个人生的失败者(loser)。言辞犀利苛刻。老薛对她说,像你这么厉害,将来应该当律师,在法庭上让无数人泪流满面。她窃笑,得意洋洋。

不过,为人还是得善良,不能老是用“人生输家”这么重的词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选择。有时候是自愿的,更多时候是不情愿,身不由心。老薛对她说。小鬼回答说:你就是个失败者,你想想看,拿着名牌大学的毕业证,却干着这么小的生意,还一干就是三十年。为什么不开家大公司,做一番大事业?老薛回说:你这份刻薄,到底是从哪学的?我得让你妈妈好好教导教导。尊重人和善解人意也是重要的品质,仅仅只是做个学业上的全优生是不够的。

老薛对我说,这个孩子很有潜力,但愿不要因为她妈妈的经历被毁掉,或者因为妈妈的揠苗助长导致事与愿违。平常,她妈妈说话也没有这么刻薄。露丝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会因为同情一个男人的孤单而贡献自己。估计当时她也很孤单,相互需要而已。看着一天天长大的索菲亚,她时不时有了应该感谢上苍恩赐的幸福感。在小女孩一岁多时,两人因性格的不合而争吵不休。露丝个性要强,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母亲的个性潜移默化获得传承。后来闹得将自己送进牢房,她当年收集的,自己最喜爱的十二个LV包包,还全部被男子用剪刀剪坏!面对很可能丢掉孩子的抚养权时,她选择了屈服、退让。男方对养育孩子从开始就没有兴趣,他们之间没有婚约,是越南人普遍存在的未婚生子。后来离家住在咫尺之遥,做父亲的到现在还不认这个女儿。男人一直做美甲赚现金,露丝想拿到法律规定的抚养费都难。

当单亲母亲不容易,工作和带孩子,经常出现矛盾和冲突。好在老薛是个善解人意的雇主:他会给雇员灵活性,中间短暂外出接送孩子,不算个事。有时他甚至自己出手帮助雇员接送孩子。他的雇员都是年轻的女性,多数都是妈妈。除了类似凯娜换工作的外,大家十多年来都一直跟随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好多顾客嘴里是绝对的唯一!

随后她试了好多男人,越南的年轻人,美国的中年大叔,最终还是一个人独自带着小孩。孩子大了之后,她更不敢随便带男人回家了。越南年轻人对她只是玩玩而已,没有人真正的用心动心。她则一次次被伤害。有一次,她信心满满的飞去巴尔的摩,说是赴约,估计男子吹的天花乱坠让她动心。结果,晚上十点飞到人生地不熟的机场,等了好几个小时没有见到人影,电话关机。随后她不得不半夜换机再飞回来,第二天照常上班赚钱。几年前也有一次,一个在加州的男子也是撩的她对未来装满无限的美好遐思,结果还是被放鸽子。

一次次被越南裔男子耍之后,她试了试美国白人男子,都是些大叔级别的。年轻人没有人愿意约她这样的“老外”。结果她发现,那些人都是些穷鬼,过日子紧巴巴的家伙,也没有专业技能,配不上自己。她有房有车,在越南还有百万美元的地产投资,银行的保险箱里有几十万现金。这些是不能吹也不能让人知道。几天前就有位越南裔小哥,手指上带着一只三克拉钻石的同性恋,在自家办个爬梯那天的半夜,被人枪杀在自家的车库。他住在一个富裕的小镇,喜欢和非越南裔男子约会。独自一人拥有这样的住房就已经够抢眼的,估计是因为炫富被人盯上。

好多不受美国女人厚待的油腻中老年大叔,喜欢追亚裔女人,而且成功率还挺高。他们以为,亚洲女人温柔,容易对付也容易上手。好多亚裔女人内敛,比同龄的美国女人更能容忍,又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胆识和勇气,结果被人趁虚而入。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亚裔女性,也有不少人因此吃过亏。美国人多数自信心十足,至少在外表上会这么表现,也是成长之中熏陶的结果。慢慢变得成熟的她,已经不再是几句甜言蜜语,和几次美餐,就能被唬住的。她觉得,这些人都不配和自己不是一个档次。有段时间,经常有不同的大叔级别的男人给她送花来店里,老薛说。

她说,很想找个医生,最好是华裔。华裔爱家护家,让越南裔的女人羡慕。相比之下越南裔的男人多数是花花公子,没几个有责任心。作为来自越南的男人,不管年轻还是大叔,都很容易回越南挑到年轻漂亮的女人带来美国。在婚姻市场,她意识到自己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老薛说,医生是不可能娶她的,有点档次的华裔,特别是像咱们这样的拿奖学金来美国读书的知识份子,都很难接受她。女人在市场上逛的过久,很容易被男人轻视和歧视:他们觉得,还是比较原汁原味的更加优质。结果,虽然不得不一个人带着孩子,男人拒绝认养,她的人生却依然过的红红火火。她作为单身母亲的处境,和我的新邻居,形成相当大的反差!美国法律对抚养义务的强制性要求,在她这里没法获得满足,最终却只能自认倒霉。

次贷危机之前她就买下了一栋一百二十平方米的连体别墅单元,疫情前一直在合计买栋独立别墅,但在客观需要(Need)和选择奢侈(Want)之间犹豫、徘徊。疫情开始后房价突然间向上猛冲,一年前看上的三十万的房子,在市场上呆上半年也没有买家,现在类似的房子和小区,标价四十万还能在个多月后基于要价卖出。她的换房梦,也只能按下暂停键。

她昔日拥有几家小型的美甲店,雇用她人打点运行,最终发现不是很合算,慢慢放弃。最近几年她几乎一直是以每星期工作七天的节奏,按部就班的走下来。好在美甲行业工作比较轻松,多数时候一天开门八九个小时。老薛的店关门早,有时六点钟就走人回家。大量的生意,因为没有雇员愿意承接,只能选择放弃。他自己也不想做的太辛苦,就此慢慢形成新的常态。现在的她,除了有时感觉孤独外,经济实力已经相当厚实:将孩子送入私立大学,自己养老,在经济上都不是问题。而且,她让闺女一直在私立学校就读,也是自信和实力的体现。

两个星期前的年初,她也被感染,三号她还照常上班。那天她对老薛说,这个新年过的痛苦异常,要不是有朋友帮她刮痧,缓解症状,都不知道这几天能怎样过下来。年底前最后一天,她早早收工离开说是要去匹兹堡参加一个朋友聚会。很可能,她就是在那个聚会上被感染的。好在她的其它症状不是很明显,身体全方位的疼痛,也在三天之后基本得到缓解。 

5.     华裔新移民

张楷是三年半前来的新移民,来前是位不成功的小包工头,带着几十号人给造房子的人扎钢筋做水泥柱子等。三年下来,他的生意实际上做的不错,结果却收不回钱,一次次被人耍了。虽然有三四十万人民币的应收账款,移民来美国时,不仅两手空空,国内还欠下雇员的十几万人民币。他欠人家的钱必须还,人家欠他的,说是钱没有贱命有一条,他也只能看着打水漂漂。他的老婆雪梅不到初中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她的解释是:家穷也读不进。言下之意是,家庭没有重视文化的氛围,孩子也跟着不觉得拥有知识是件值得做的事。在一家中国人店做卫生的她,和正就读高中的儿子,一直平安无事。去年圣诞节头几天,期末考试终结的第二天早上,她儿子说感觉不舒服,晚上一直发虚汗,床单被子都被湿透,随后是咳嗽、喉咙痛,低烧到高烧到头疼。

去年,几经波折,他们搞掂了贷款,花十万美元价码买下我所在小镇的一套连体别墅单元,一百二十平方米,就此安定了下来。十五年百分之三的固定利息,面对高于百分之三的通货膨胀率,银行实际上是在亏本借款。美国的银行放贷多数自己不持有,而是转手卖给投资者,自己赚服务费做稳赚不赔的生意。他的贷款因数量太低,最终卖给了房利美,次贷危机时破产的一家政府背书的房贷机构。现在依然处于破产状态,不过,政府却从当时投入的救助基金,每年获得大量的红利,已经是好几倍的回报,肥肥的。四年的功夫,他不仅还清了国内的债务,还一身轻的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一天天过的平凡、轻松、实在,慢悠悠。

张楷只有很水的来自中国农村的高中毕业文化。三年前基于来自社区学院的学习和训练,费了不小的劲拿下商业大卡司机的驾驶执照,随后加盟了一位来自东欧,在美国读完硕士的新移民中年男子开的家个体户运输公司。公司只有两辆卡车,开始第一年他和老板一起开,满世界到处跑,几个月下来,车轮足迹遍布大半个美国:南到墨西哥边界和佛罗里达海滨,东到缅因州的海岸线,西到西雅图。多数时候在东北部十几个州穿行。早期在国内过于劳累,带着三高和脊椎劳损等诸多病痛两手空空来美国。不到四年时间已经快踏进中产阶级门槛:每年七万美元左右的收入,对付每月不到一千块的房贷和一千块绰绰有余的车子、水电、吃喝消耗,外加全免的优质教育,他过的逍遥自在。得益于这种逍遥,基于实实在在的“客观”原因,妻子雪梅选择躺平:四年下来也听不懂几个英文单词。

好几次我问她:你老公身体那么差,如果有天他病了,谁来支撑你这个家?你真的准备好就这么逍遥的躺平下去?刚来美国时,我这样问她几次,让她感觉压抑,一年半时间,她跑回国两次,每次拿着个蛇皮袋装些必需品,像回家的农民工,千里迢迢独自一人还让她走通了。后来疫情来了,她一个人呆在国内有点恐慌,担心回不了美国。2020年九月份,抓住短暂的机会,买到还算合理价格的机票被迫取消一次后又溜回了美国,在海关,也没有人因为她在国内住了半年多,而对她的绿卡资格提出疑问。我对她说:无法想象。当年我们来美国,好多年才舍得回国一次,那时候的机票可便宜多了。再者,绿卡持有人每年必须在美国至少待半年以上,这是法律要求。我们你们优秀又那么努力,也没法活的像她如此的逍遥自在。

平安夜的前一天下午,她突然感觉头疼厉害,意识到很可能被感染!随后几天,症状和儿子一样,开始七天左右的循环。她的感染,对应了带病者第三天最容易感染他人的大数据观察结果。我此前一直在警告她:注意和儿子保持距离,谨防自己被感染。

我说,你们是不是应该去检测一下?就症状而言肯定是病毒感染。她说,可能就是感冒!我说,百分之百就是病毒感染,你这症状就能说明一切。随后我给她送去好几个华裔用中文写的感染之后自己的症状,几乎和她的一模一样。许多英文写的得病之后的自我感觉,也都大同小异。

现在最关键的是,你家老公怎么办?当初让你注意和你儿子隔离,你当耳边风。如果你老公也感染,你们哪里来收入?再者,如果他在路上和你一样出现症状,到了一个车程几天之外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好,他能怎么办?难道就在车子里待几天等症状消失?即使他想这么做,那车子里面的货物怎么办?人家公司可是按照流程算好的时间,谁都耽搁不起。

我的话最终还是成为耳边风。她老公回家后,两个人居然还照常吃睡在一起!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两层楼,如果真想隔离的话,还是有空间的。可是,三口子,两个明显中招而且症状严重,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依照昔日的习惯,该怎么过怎么过,享受着恩爱!期间我带着口罩去过几次,算是主动的近距离接触者。我说,你们的恩爱估计能够感动上苍。但愿上苍能够领情,病毒会忽略你们的存在。好在三个人都打有两针疫苗,虽然已经是半年多前的事。新年后母子俩基本恢复,老公有些轻微的感冒症状,随后依然照常出车,到弗吉尼亚、纽约州转了一圈,最终安全无事。儿子也在几天前照常回到学校,开始了新学期的课程。

就此我理解了一个事实:有些人的命运是改变不了的。即使天堂的门就在面前,她也会选择跨入地狱。就像雪梅,来美国四年了,如果每天学会一个单词,四年下来基本上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于是可以轻轻松松找个月收入两三千美元的工作。现在美国到处在招人,她住的地方出小区口就是两家中型的美国餐馆,生意非常红火。那里一直在招人,也需要清洁工。好多地方的最低时薪已经调到十五美元以上,一年两千小时工作时间就是三万美元的收入。况且在一个很难遇到华裔的大环境下,学习英文应该是件容易的事。

好多来美国的像她们这样没有多少文化的新移民,选择不主动学习语言而拥挤着去中餐馆工作。现在的中餐馆,小的基本上是自己家人在做,给自己创造就业机会,生意本身赚不到什么钱。外加最近的耗材食材价格暴涨,雪上加霜。通常他们会通过纽约市的中介,找几个非法移民做帮手,附带帮助自己的同袍解决点生存问题。他们提供的待遇普遍低于最低工资,还是超长时间工作,实际上就是在非法运行。这样的地方,即使雇佣雪梅这样的合法移民,对于她也非常不合算。为数不多的几家自助餐,也雇佣了不少华裔,给的也基本上就是最低薪水。而且,人都有在舒服圈躺平的内在动机,那样的地方呆久了,她更没有学习语言,适应美国社会的积极性。

她选择躺平,满足于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低薪。她儿子也照样学样,满足于一大堆借口和理由,慢吞吞的像只蜗牛,在美国呆了四年,学校给他出钱让他假期去社区学院修初级概率统计,他居然无法通过必须的英文考试。在这个小镇,华裔家庭不到十家,安徽人将两个女儿送到哈佛医学院,湖南人将两个儿子送到耶鲁,四川人的一对子女去了纽约大学,北京人的孩子去了康奈尔。而他,最终可能只能去社区学院再起步。 

在美国绝大部分地区,靠买房炒房赚钱,是份极为艰苦的投机。作为邻居,我二十年前购买加装修花了五十万美元购买的房子,现在最多估计能收回五十五万。二十年下来,支付的地产税多达二十五万美元。同时也正是这种付出,让我享受到了安全舒适度的生活环境,和优良的义务十二年教育。在这里,法律上的义务教育,如果所在地的经济条件差,没有足够的地产税收入,也不可能有足够充足的收入调节税进账。这类贫困地区维持学校的运行,更多的得依靠来自地方政府的施舍,某种程度上的“转移支付”。靠乞讨过日子的财政,不可能让你拥有良好的学区。好多学校,不仅仅需要有钱雇佣良好的教师和配置优良的设备,还需要优质的学生资源,这背后就是良好的家庭,拥有良好教育的父母。在美国,靠逆袭成功的例子实际上也很少。就像雪梅的儿子,放着面前优质的教育机会,他依然当着蜗牛。从一开始到现在,学校一直为他提供着免费的英文辅导老师,好多类似年纪来的新移民,一年下来就能搞定语言,多数后来进入优质大学学习。可是,明明不难做到的事情,在他这里就是不可能!一份三十八道题的SAT数学试卷,考试只给不到一个小时,难度也不是很大,他却花了三天,还只对了四分之三。唯一的解释是:没有真正用心!代代传承,一代代的向上努力奋斗,是更加普遍都成功案例。

6.     典型的美国女人

美国人的行为,很难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逻辑来理解。在老薛手下工作的艾美,就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身材小巧玲珑的艾美是个看上去弱兮兮的女人,说话历来就是轻声细语,温柔、温馨、可爱。和越南裔的露丝形成了鲜明对比。露丝很容易不经意的就高声“叫喊”,和武汉女人说话的方式很像,虽然分贝低了很多,但是,相对普通的美国人还是非常刺耳。

我们只是习惯了高声说话而已。每一次你提醒她,她都这样说:不是故意的!但是,人家会觉得你不开心,在吵架。好多时候,中国人之间聊天,老远就有美国佬走过来问:需不需要叫警察?他们不想看到不可收拾的场景出现。

艾美也是高中毕业时开始在老薛的美甲店工作的。那时次贷危机进入最糟糕时刻,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如果不选择深造的话,很难找到工作。在高中时拿下美容执照的年轻女孩们,想找份做美容理发店工作,也相当困难。似乎是一夜间,美国家庭的钱包被掏空了,没有人有钱消费。于是乎能节省的尽可能节省,钱全部被用作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得益于这种大环境,老薛有机会雇佣和培训了一批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孩,这些人随后成为他的主力,好多人一呆就是十年。

艾美不同,她似乎很难让自己稳定下来。干了不到一年就消失了。直到去年年中,她突然出现说是想回来工作。老薛说,你还有有效执照吗?你还记得怎么做吗?回来挺好的,就呆在这里好好干。你看看,和你一起开始的都买了房子,有的甚至有两个孩子,有了稳定的生活。你到处游荡,最终浪费你自己的大好时光。做美甲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门需要时间打造的艺术,你得给自己时间。顺便问一句,这么多年,你都在哪里高就?

制造工厂当挡车工!不擅长撒谎的她的诡秘微笑,早已经将自己出卖。五六年不见,老薛的雇员居然都还是她的老熟人。老薛打听过,她一直想做美发,好多年轻女人喜欢玩头发做美发师。但是,除了特别厉害的少数人,做美发的日子并不好过。低端的快速剪发店靠速度,拿到的基本上是最低工资,或者很接近。日子过得拮据,买房开新车基本上是不要想。高端的,需要特别好的手艺而且需要长期的积累累积回头客。她这种缺乏定力的人,十年下来依然一贫如洗。来时开着的破车,时不时因为车子在路上抛锚不能按时到达的尴尬,早已说明一切。

去年是美国服务业生意最好的一年。老薛说,他已经忙得需要雇人数钱了,如果只收现金的话。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艾美,你应该好好的呆在这里,不出几年,你也会过的舒舒服服。你看看,每天都是生意忙不过来,你从自己每天的收入也能看出来。

知道,当然知道。一个月下来,她也买了新车。一辆本田越野,三年的租期,零首付,每个月只需两百六十美元。相当于忙的时候,不到她一天的收入!个别的情形,她一天下来的小费收入就有这个数。收入快速提高了,艾美过的开心。但好景不长。八月的一个星期五,一个星期中最忙的一天,她突然短信告知:今天和未来三天都不能工作,她婶病重正在医院输氧,被病毒感染,进入病危状态。

老薛说,我和美国佬打交道三十多年,依然无法理解他们。就说这个三十岁的艾美,她需要钱而且非常需要。现在又是赚钱容易的时候,到了冬天,有时一天都没几个顾客。现在是每天忙的吃饭时间都没有。好的时候,厉害的雇员一天一人能拿回家五百多美元!她婶子拒绝打疫苗结果被感染。她自己一直病恹恹的,很可能也已经被感染。虽然她做了好几次检测都是阴性,大概率还是被感染了,只是体内携带的病毒数量不够而已。测量结果阳性,只是时间的问题!她弱兮兮的身子,跑去见病危的感染者,她就不拍自己被感染?况且,一大众人群去看一个没有希望清醒过来的人,表达的是自己的关心,还是自己的爱心?亦或是做给亲戚朋友相互看看,相互安慰和就此获得满足?如果一大群人只是隔着玻璃窗表示一下,开车跑老远(她说是一个小时的车程),也在间接的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吧?!

你明明知道自己经济上拮据,却不趁着现在忙的季节好好赚点票子。工作一天三四百美元的收入,足够支付车子的开支。她就没有想过:在自己经济拮据的时候,在自己没有钱支付车贷、汽油、房租的时候,难道她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会簇拥着给她送钱不成?那时候,恐怕人们最多会说一句:真可怜?!时间是自己的,未来的路也得自己独立走下去,没有特别的必要,凑热闹就那么有价值?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的生活逻辑和对时间价值的理解。老薛多次对她说。

四次阴性结果之后,她最终确诊。随后过了四天,她发来短信说,总算又感觉拿回了自己:六天之后我回来工作!十天隔离是最新的来自联邦卫生部门的规定。无症状感染者是五天。严格说来,五天甚至十天之后,病人体内依然会残存大量病毒,是有很强感染力的。况且现在的奥米克隆病毒的传播力特别强。但法律就是法律,你没有拒绝她回来的权利。看来她的钱又花光了,需要钱。她最近一直住在父母家里,没有房租的压力,日子已经好过多了。一个月只需要一千块的收入,就能让她过的美滋滋。即使如此,为什么不好好攒点钱呢?老薛嘀咕着。 

7.     美国疫情肆虐

基于已经证实的数据,俄亥俄州至今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累积感染过病毒。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应该更多。只有六成的人接受过疫苗,还有大量的人拒绝打针。虽然到处都有接种处,不仅免费而且无需预约。有一阵子,州政府甚至给打疫苗的人一个获得百万美元的抽签机会,青少年则可以获得四年学费全免的奖学金奖励,结果,接受疫苗人数的增加量也不大。再后来,联邦政府强制性要求联邦系统的雇员必须接种才能工作,否则开除。有些医院也做了类似的强制要求,结果要么雇员不在乎选择离职,要么直接将雇主诉讼到法庭,逼着雇主甚至是联邦政府让步。美国的联邦制,让国家层次的联邦政府,对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只拥有有限的权利。

明明知道接种疫苗对于防范感染有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顽固的选择拒绝?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做过好多阅读,并且询问过不少身边的美国朋友。在德尔塔病毒出现前,老薛的多数雇员也选择不接种,积极响应的只是那些越南裔。后来病毒造成的死亡率越来越高,有些雇员开始慢吞吞的去打疫苗针。更多的,则是因此中枪,基本上都是在家休息,忍受煎熬几天后挺了过来,此后,她们似乎更没有打疫苗的积极性。于是,好几个人随后再次感染生病。像艾美那样持续三四个星期的病恹恹,很可能就是一再的感染和与病毒共同生存的结果。至此,一个小店,所有十几名雇员几乎全军覆没。

几天前遇到五十好几的老熟人海瑟,她说,上个星期二本来计划好去老薛的店享受的,她儿子早早的预购给她买好了套餐。结果生病了,现在基本上好了。我问:病毒感染?她点点头。我再问:接疫苗了没?她说,没有。我说:你在医院工作,应该比普通人更明白疫苗的作用,为什么选择拒绝?你们的同事中有很多人做类似选择吗?她说,有不少人是。通常她们之间不沟通这类信息,比较私人性的。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打。没有特别重要的动机拒绝,更没有特别大的紧迫感选择接受。她有位同事,打疫苗后的反应特别强烈,满脸铁青,模样很恐惧。我好奇:那就是说,由于没有特别大的紧迫感,再加上身边同事的印象,让你不经意的放弃了。在这之后,会打疫苗吗?她笑了笑回:那就更不会了,应该也没有必要吧。

我问:你们医院最近病人多吗?忙不忙的过来?我想多了解点。她说,挺忙的,病人也特别多。最关键的是,好多医护人员都病了,缺乏人手。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我从新闻读到的一致。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克利夫兰医疗院(CCF,拥有全世界一流医疗人员和设施的医院系统),在郊区的一所医院,停车场居然没有一辆车!我想,这里应该是短暂的停止了运行。不过,大楼里面看上去依然灯火通明!美国商业场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多会保持灯火通明。

疫情之下,美国的经济成长快速,股市一再创新高。失业率抵达几十年来的新低。同时,到处缺少雇员,老薛的店在新年第一个周日(通常是很忙的一天),因为缺乏雇员(因为生病而无法工作)而关闭一天。种种科学数据表明,奥米克绒病毒不仅感染力特别高,而且在人体内残存的时间也特别久。面对这种病毒,想实现清零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国内的证据似乎也在表明这点:莫名其妙的突然会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下出现本土病例。美国人已经将病毒产生的疾病当做大号感冒来处理。昨天的新闻说,已经获得学术界的正式背书。一则生病后的症状和严重的感冒极为相似,病毒不再攻击肺部,或者说不再对肺部造成严重伤害,主要的伤害在呼吸道和身体外围。再者,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除非人们能够发现和发明特效药。最近甚至有人在谈:疫苗是以改造和对付突刺蛋白为主,改造的是蛋白质中一个极小的部分,以应对病毒对这个极小部分的可能攻击。不断的强化这个极小的部分,最终会破坏人体蛋白的安全平衡。结果,很可能不仅没有完全控制住病毒的传播和攻击,而且让可能给人体构造带来永久性的不可逆破坏。这种猜测的流传,让原本就对疫苗产生抵抗情绪的人,又多了一个更为得体并且重要的拒绝理由。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收获不同的结果。世界原本就是这样,拥有多样性。就长久而言,美国可以一边对付病毒,一边照顾经济发展,“革命生产两不误”。中国的动态清零,动不动的全员检测和隔离,对于时间和资源,包括机会成本的付出,都是很大的负担。同时,清零的结果在面对开放的外部大环境时,很可能会不得不面对前功尽弃的尴尬。

在欧洲人入侵北美州之前,印第安人生活在孤立的环境下,拥有难得的平平安安。欧洲人的到来带来大量印第安人没有遇到过的新病毒,欧洲人已经拥有免疫力,可是印第安人没有。结果大量的土著因感染而死亡。现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还生活着一些一直与外界隔绝的土著种族,他们也正面临着,因为类似原因可能带来的灭种危机。在今天这个时代,想选择可控制的开放,恐怕是个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介于动态清零和放任自流之间,目前上海应对病毒的定点精准控制模式,被不少人视为不错的范例。从无差别的全面堵截的西安模式,到上海的精准定点控制,再到接近美国式的全面放开,很可能是未来对付疫情的发展方向。

无论多难,人类都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 2022年1月12日,于美国俄亥俄州伊利湖畔 )


89年6月6日, 逃离北京到天津

  八九年六月的逃亡:京到津 1989年6月的北京,像是一个突兀静止的舞台,脚步匆匆的人群突然散去,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剧场。那时的我,带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踏上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旅程。这个旅程,见证的不只是泥泞的乡村小路,还有一场刚刚远去的风暴,以及那些无法忘却的记忆。 六月六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