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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6月6日, 逃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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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六月的逃亡 1989年6月的北京,像是一个突兀静止的舞台,脚步匆匆的人群突然散去,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剧场。那时的我,带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踏上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旅程。这个旅程,见证的不只是泥泞的乡村小路,还有一场刚刚远去的风暴,以及那些无法忘却的记忆。 六月六日,天刚蒙蒙亮,从床上坐起,舒展了下四肢,神清气爽,昨晚一觉睡得格外香甜,大概是打网球的功劳。过去几晚的焦虑似乎随着每一次击打都散去了一些,留给我的只有身体的酸软和心里的些许释然。六点多,去校内小店买了些瓶装水、面包、饼干、煮鸡蛋和半个烤鸡,装进背包。我想,最坏,骑到半路遇到麻烦,大不了就在中途待上一晚,流浪一次,也未尝不是种冒险的浪漫。青春岁月,为了爱,这应该是必须的付出。 校内的小道静悄悄,昔日匆匆往来的师生踪影全无,只剩下偶尔掠过的风。校大门已开放,门口稀稀拉拉站着几个人,盘查依然严格,戒备森严的氛围却似乎少了些。骑着自行车轻快地跨出校门,心里隐隐有些激动也有些忐忑。临行前,对门的赵姐看我的眼神里透着不安和复杂。她先前催我赶紧离开,如今听说我要骑车去天津,却不知该如何劝阻。她皱着眉问:“知道怎么走?现在这时候……” 我摇摇头,“大概方向,向东就能骑到通州,到时再找路,总能到。” “自行车行吗?”赵姐清楚我的“老爷车”,有十几年车龄,主架上有处焊过。 去年八月份时,学生小伟曾借这辆车去过北戴河。他还车时嘻嘻哈哈地说句:“老哥,谢谢啊。”其它什么也没提。我是第二天才发现焊痕的。后来碰到小伟问是怎么回事。他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笑:“对不起,老哥,车子中途断了。不过我给你焊好了,没事的。” “断了?在哪儿断的?”“就在骨架上,不过已修好,真的没问题。”他摆着手强调,看上去轻描淡写。“不是说车子,我是问,你在哪发现断的?那么远的路,怎么回来的?”我盯着他,语气里带着点责备,却更多的是担忧,“车子坏了没关系,扔了也成,可安全重要啊!你和小磊出去玩,别让她担心才是正事。” 小伟一愣,随即挠挠头,“没事,没事。” 想到这,我抬头看了看赵姐。她显然也知道车的问题,忍不住再次劝道:“这车半路上要是再断了怎么办?你能扛着回来?这几天早晚温差大,早晨还是很冷的,再说……说不准就下雨了。荒郊野外的,你一个书呆子怎么撑?” 我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只拍了拍背包,“东西准备很全,再说,真出了事,步行我也能到天津。路不会断的。” 赵姐叹了口...

七三年的野练

七三年的野练 1973年五月初,正是中原大地最美的季节。天刚蒙蒙亮,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油菜花香,带着清晨的湿润。我被妈妈的叫声惊醒,从梦中醒来,睡眼惺忪地走到后门口。那里是厨房的一部分,眼前是一片宁静的乡村景象,鸟儿在树梢上低吟,薄雾蒙蒙之中,叔父牵着他的水牛,在田间悠闲地啃草。母亲早已起床,厨房里传来轻轻的锅铲声,空气中还夹杂着我最熟悉的味道——辣椒炒小鱼。 “快来吃饭,等下别迟了!”母亲的声音温柔而急促。我快步走进客厅,桌上摆着两个煮熟的鸡蛋和一盘鲜美的辣椒炒小鱼,那是我的最爱。昨晚,父亲忙完一天的农活后,依然抽出时间,在池塘边用鱼网捕来了这些小家伙。为了这盘小鱼,他花了快三个小时,跑遍了附近好几个村子的池塘。 我狼吞虎咽地吃,享受着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用完早餐,母亲笑着递给我一双她亲手缝制的新布鞋。我翻转过来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像是在欣赏世界上最美丽最珍贵的艺术品。随后, 母亲蹲下身,小心翼翼地为我穿上新鞋,轻轻抚平鞋面上的褶皱,然后拍拍我的脚,笑着说:试试合不合脚。 我依依不舍地将它穿在脚上,心满意足,迈开步子,感觉带风,向学校奔去。 今天,是期待已久的野练日。我一路小跑,来到学校对面的山岗时,雾已经散去不少,远远就能看到操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同学们都已整装待发。目标是百里外的红安县七里坪乡,探望老红军团长方和明。在解放初期,他放弃了国家给予的优待和照顾,选择回乡务农。老团长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关于他的故事,我们早已听了无数次,而今天,我们将有机会亲耳聆听他讲述那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他个人的传奇人生经历。 随着老师一声令下,我们背起行囊,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穿着整齐划一的黄色衣服,背着叠成规范四方形的被子,打着鲜红的旗帜,远看就像当年的红军队伍。沿途的风景如画,田野里金黄的油菜花铺满了大地,远处青山隐约,给人一种宁静却充满力量的感觉。大家唱着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兴奋地憧憬着即将见到那位伟大的老团长。 一行人排成一条长蛇阵,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前行。小路蜿蜒穿过丘陵间的山坳,踏上了山坡上的小道。十一岁的我,心里满是对红军历史的幻想,仿佛自己正置身于那些英雄辈出的历史瞬间。我设想着在山道两旁茂密的灌木丛中,英勇的红军战士安静地趴着布下埋伏,等待敌军进入包围圈,心里憧憬着战火纷飞的壮观场景。 十一岁的我,心中只有对火光、战斗的浪漫幻想,全然不知战争的残酷...

79年,父亲送我上大学

父亲送我上大学 汪翔  1979年酷热难耐的夏天,武汉北郊木兰湖乡。夜幕降临,没有一丝凉风,只有闷热和耳边不停的蚊虫嗡嗡声。蛙声此起彼伏,仿佛在奏一曲喧闹的合唱。一盏昏黄的灯光摇曳着,父亲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歪着脑袋在艾草的烟雾中双眼微闭,释放出低沉而平稳的鼾声。他对我未来的担忧,和他那深埋在内心的无助,是我当时无法完全理解的。坐在板凳上的他显得格外渺小,与夜色融为一体,那瘦弱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单薄。也许,他在回忆过去那些为家庭奔波的日子,也许,他在思考我即将踏上的人生道路会是多么艰难。他仿佛在用自己的方式,陪伴我度过这漫长的告别之夜。 十六岁的我,看着那微微颤动的艾草烟雾,看着父亲黝黑的脸庞上因岁月而深刻的皱纹,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楚。他的胆小怕事,让他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卑微。父亲从不向我谈及他的梦想,在他平静的鼾声中,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牵绊。那是一种没有言语,却深深烙在心底的爱。他坐在那里,像是看护着一段即将结束的时光,又像是用他的方式,守护着我那尚未踏出的脚步。他不善言辞,也从未用直接的话语表达过他的担忧与不舍。 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未散去,村子里已经传来了头茬鸡鸣声。父亲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像听到号角的战士一般,迅速起身,披上那件已经褪色、带满补丁的衣服,动作利落而无声。母亲也早已起身,炉灶前的火光映在她的脸上,她忙碌着为我准备早饭。学校在几十公里外的武昌,但对我们来说,那仿佛是个陌生又遥远的世界。 早饭简单又丰盛,有昨夜父亲摸黑到池塘用网捕获的小鱼炒辣椒,这是我的最爱。为了这一碗炒鱼,父亲得跑好几个村子,花去三四个小时。每一次,我都劝父亲别忙活了,不会游泳的他,万一滑入水里怎么办?母亲把饭菜盛在我面前,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她默默地看着我吃下每一口,仿佛这些饭菜是她对我最大的叮嘱。饭后,她用围裙角擦了擦手,借着收拾碗筷的动作,悄悄地背过身去,不想让我看到她眼中即将溢出的泪水。 这时,奶奶踩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歪歪扭扭地走了进来。驼背厉害的她,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几个煮熟的鸡蛋,那微微颤抖的手捧着这对她来说最昂贵的财产。这几个鸡蛋来自她仅有的两只母鸡,她舍不得自己吃,已经很久不知道鸡蛋的味道了。奶奶把鸡蛋放进我的行李袋里,嘴里嘱咐着:“带着路上吃,照顾好自己。”我看着奶奶那布满皱纹的脸庞,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楚。她的眼中闪烁着一丝骄傲,但很快又被深深的叹息掩盖...

疫情下的美国人

1.     新邻居和老朋友 前几天,附近的一家沃尔玛店,因头天出现五十二名确诊决定关门两天消毒和盘存。新年伊始,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新泽西和德克萨斯州的多家沃尔玛店,也因类似原因各关门两天。在刚刚过去的十二月份,全国因此短暂关门的沃尔玛店高达六十家。我住家附近的医院,因为疫情导致大量雇员缺工,不得不临时关闭几家分店,将有限的雇员集中使用。生意忙碌的餐馆,因为雇员短缺每周不得不关门几天的新常态,已经持续了年多。航空公司则因缺少飞行员和空服,几个星期内临时取消了数千次航班,害得无数的乘客被迫“流浪”在全国各处的机场。 老薛的美容店,每天都有顾客因感觉不舒服而取消预约,她们不想给他人添加麻烦。地域辽阔的俄亥俄州不多的几座“大城市”,最多的人口也不过区区几十万。算不上稠密居住的一千一百万人口累积确诊的人数已近五分之一。算上数量更大的无症状感染人群,估计一半的人口都曾经被病毒入侵过。美国已经到了处处是病毒,无处可逃、可藏的地步!好多人因此而选择退避三舍,辞职或者转行,以期减少被感染的几率。选择的结果,低薪的底层工作大量缺员。与之对照,每到晚上无处不在的餐馆停车场,则几乎个个停无虚位。 几天前,傍晚五点多回家,遇到新搬入的邻居,站在环形车道,看上去四十左右的陌生女士。我迈步向前,她挪步后退。我们隔空五米多聊了会。她说,两个九岁和十二岁刚刚确诊,担心会传染。我好奇,一个单身的年轻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疫情肆虐长达两年后,居然能拿下这座六十万价码的豪宅?! 六十万美元不到四百万人民币,按国内的“标准”数字不大。但美国人没有向亲朋借钱买房的习惯,更没有人乐意任劳任怨工作百年,换来个短暂的安身之所。即使是首付,几乎都是自己慢慢攒钱解决。对特定的人群,政府有零首付的照顾,同时通过保险分散背书风险。居者有其屋,一直是美国梦的基石,政府对它有众多政策性支持,实实在在。银行提供的房贷,通常按年薪二点五倍计算规模。在一个相对富裕的俄亥俄郊区小镇,家庭中线收入十万美元,对应的能获得的贷款三十万不到。照此推理,邻居女士应有二十万以上的年收入。这个数字,在咱小镇可算巨大。 房子很漂亮,外墙贴砖,新换的屋顶所费不菲,四百多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外加三车车库和装修好的地下室。俄亥俄的冬天有长达三个月的寒冷,舒适漂亮的地下室空间,非常适合爱动爱折腾的美国小孩,用来消耗众多过剩的能量。申请房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