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父亲送我上大学

 

1979年酷热难耐的夏天，武汉北郊木兰湖乡。夜幕降临，没有一丝凉风，只有闷热和耳边不停的蚊虫嗡嗡声。蛙声此起彼伏，仿佛在奏一曲喧闹的合唱。一盏昏黄的灯光摇曳着，父亲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歪着脑袋在艾草的烟雾中双眼微闭，释放出低沉而平稳的鼾声。他对我未来的担忧，和他那深埋在内心的无助，是我当时无法完全理解的。坐在板凳上的他显得格外渺小，与夜色融为一体，那瘦弱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单薄。也许，他在回忆过去那些为家庭奔波的日子，也许，他在思考我即将踏上的人生道路会是多么艰难。他仿佛在用自己的方式，陪伴我度过这漫长的告别之夜。

十六岁的我，看着那微微颤动的艾草烟雾，看着父亲黝黑的脸庞上因岁月而深刻的皱纹，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楚。他的胆小怕事，让他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卑微。父亲从不向我谈及他的梦想，在他平静的鼾声中，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牵绊。那是一种没有言语，却深深烙在心底的爱。他坐在那里，像是看护着一段即将结束的时光，又像是用他的方式，守护着我那尚未踏出的脚步。他不善言辞，也从未用直接的话语表达过他的担忧与不舍。

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未散去，村子里已经传来了头茬鸡鸣声。父亲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像听到号角的战士一般，迅速起身，披上那件已经褪色、带满补丁的衣服，动作利落而无声。母亲也早已起身，炉灶前的火光映在她的脸上，她忙碌着为我准备早饭。学校在几十公里外的武昌，但对我们来说，那仿佛是个陌生又遥远的世界。

早饭简单又丰盛，有昨夜父亲摸黑到池塘用网捕获的小鱼炒辣椒，这是我的最爱。为了这一碗炒鱼，父亲得跑好几个村子，花去三四个小时。每一次，我都劝父亲别忙活了，不会游泳的他，万一滑入水里怎么办？母亲把饭菜盛在我面前，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她默默地看着我吃下每一口，仿佛这些饭菜是她对我最大的叮嘱。饭后，她用围裙角擦了擦手，借着收拾碗筷的动作，悄悄地背过身去，不想让我看到她眼中即将溢出的泪水。

这时，奶奶踩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歪歪扭扭地走了进来。驼背厉害的她，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几个煮熟的鸡蛋，那微微颤抖的手捧着这对她来说最昂贵的财产。这几个鸡蛋来自她仅有的两只母鸡，她舍不得自己吃，已经很久不知道鸡蛋的味道了。奶奶把鸡蛋放进我的行李袋里，嘴里嘱咐着：“带着路上吃，照顾好自己。”我看着奶奶那布满皱纹的脸庞，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楚。她的眼中闪烁着一丝骄傲，但很快又被深深的叹息掩盖。她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仿佛是自言自语，又仿佛是在对逝者诉说：“要是爷爷还活着，该多高兴啊！”她说起爷爷时，眼中总是浮现出一种混杂着怀念和痛苦的神情。

爷爷曾经为了给两个儿子置办些田地，长期规定家人每天只能吃两顿，不做重活的还只能吃稀饭。多年的艰辛买下的田地，却又让自己贴上了富农标签，让奶奶吃尽了长年被批斗被歧视的苦头，连带着还有她的后代。一次次，每当奶奶被人按着头跪在台上接受批判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我，就是最感觉耻辱、悲哀、愤恨和无助的深刻。我的从出生开始，就被歧视、欺凌和压抑的人生，到一年多之前才得以终止。爷爷自己，在我出生前的1959年，在风调雨顺的“大自然灾害”年代，被活活饿死。

母亲站在灶前，侧身望向窗外，装作收拾碗筷的样子，她在拼命抑制自己的情感。她的手紧紧攥着围裙的角，眼中有泪光闪烁，却始终没有流下来。母亲曾多次说：她妈最大的错，就是舍不得让孩子们外出闯荡，总觉得娃们待在身边就该是最好的人生。她的意思是，父母在不远游的陈腐观念，害人害己。

这个早晨，家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氛围，既有即将离别的激动与兴奋，又有无法抑制的忧愁与不舍。父母嘴里絮絮叨叨地重复着一些已经嘱咐过无数遍的话语。我默默听着，心中既觉得烦躁，又有些莫名的感动。年少不知愁滋味，脑海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却未曾体会到父母那份藏在唠叨背后的深切担忧。

清晨的稻花香夹杂在微凉的空气中，我深深、贪婪地吸着，享受这短暂的清爽时刻。开心、轻松、志得意满的情绪覆盖了压抑我十几年的忧愁与对人生的绝望。似浮云，像清风，薄雾弥漫，送来泥土的气息，乡村的宁静仿佛停驻在时光之外。

父亲陪我走在弯曲的小路上，送我去十二里外的塔尔镇（现在叫木兰湖），赶第一班公交。村子静静地伏在山顶，似展开的一条波纹。去年，松哥，以可以进北大清华的400多的高分，选择去了武汉大学，为的是可以就近照顾妻子，和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外加年老体弱的父亲。他年长我十四岁，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是我的初中老师。他这迈出山村的脚步，被时代耽搁了十年有余。

清晨的村庄，安静得仿佛时间停滞。我们轻步前行，脚下那条泥泞的土石路依然沉睡，湿滑的路面在晨雾中泛着微光。村子里的老旧土砖房安静地矗立，墙角爬满青苔，门前的柴堆显得凌乱而熟悉。

奶奶的狗，憨憨，悄悄跟着，步伐轻快。它似乎也明白这个清晨的与众不同，仿佛嗅到了我身上的那股兴奋与不舍交织的情感。它摇着尾巴，时不时抬头看看我，然后又低下头去嗅嗅路边的泥土，就像是在和这条路做最后的告别。村子里的其他狗还在窝里打着盹儿，对这个清晨的离别毫无察觉。而我，内心却涌动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甚至连憨憨的脚步声都像是对我的鼓舞。

山岗的对面，是我昨日还在劳作的棉田。阳光升起时，微风拂过，白色棉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是无声的道别，又像是沉默的祝福。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眼，那些白点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就像是在说：“要走了，真的要走了。”

我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轻快，像是压在肩上的重担终于卸下，仿佛只要展开双臂，就能腾空而起，飞离这片贫瘠的土地。我即将离开这个困住了世世代代人的村庄，离开那一成不变的田地和日复一日的劳作。那种充满新鲜空气和无尽可能性的未来，仿佛就在前方不远处等待着我。这股轻松和自由的感觉，就像是一股突然涌上的清风，吹过我的发梢，也吹散了那些过去无数个夜晚积压在我心头的压抑和窒息感。那条土路、那片棉田、那些土砖房，都仿佛变成了脚下的起点，成为我通往远方的跳板。而我，终于有了飞翔的机会，终于可以展开双翼，去探索那个未曾见过的广阔世界。

憨憨在后面蹦跳着，似乎感受到我内心的欢愉。它用力地摇着尾巴，好像它也在为我即将逃离这片土地而感到高兴。狗的天性中，也许并不理解人类的复杂情感，但它却能感知到我心中的那股渴望和迫不及待。

不久前的那一天，村旁的棉田，阳光透过云层照在微黄的棉花穗上，我的手指在棉花间忙碌地翻动着。突然，远处传来了邮递员大叔的呼喊：“通知书，大学通知书！”他的声音在空气中划开一条长长的弧线，直直穿过我的耳边。我愣了一下，手中的棉花滑落在地上。下一秒，我就像脱缰的野马般狂奔起来。脚下的泥土松软，每一步都带起细微的尘土。我拼命地跑着，那是我人生中最快的一次，拼尽全力，像是在挣脱命运缰绳的束缚。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视线里只有那个手持信封的邮递员大叔，仿佛他的手中握着通向未来的钥匙。

我喘着气，终于站在家门口，双手颤抖地接过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感觉像是握住了整个世界。当我拆开信封，看到“录取”二字时，心中的喜悦瞬间喷涌而出。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自豪感，我仿佛看见了城市的高楼、宽阔的校门和未来绚丽的生活。

对于一个从未走出过这片土地的十六岁的我而言，那张通知书就像是一道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我捧着它，站在家门口，兴奋得几乎忘了呼吸，仿佛整个人都在轻飘飘地飞升。然而，当我回头，看见父亲那双混杂着喜悦和担忧的眼睛时，兴奋的浪潮却骤然褪去，现实像冰冷的水泼在我的脸上。父亲站在空荡荡的家中，手上还沾着刚刚喂猪时残留的饲料，脸上那种既高兴又忧愁的表情，就像阳光和阴影交错在他身上。

“这啥都没有，咋办呢？”母亲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带着她一贯的嘀咕语气，却多了几分无法掩饰的忧虑。她的双手无力地在围裙上擦拭，眼角闪烁着泪光。这个家，早已被贫穷掏空，连添置一双出门的鞋子、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是奢望。父亲和母亲对视了一眼，他们眼中的欢喜就像燃烧得过快的火焰，迅速被冷静的现实所扑灭。

母亲看着我手里的通知书，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终究没有说什么。她只是低下头，把眼泪悄悄擦在围裙上，仿佛不愿让我看到她的脆弱。她喃喃地自语着：“穷不拉几的，哪有啥值钱东西。”每次她说这话时，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无奈。父亲的手紧握成拳，又松开，最后只是无声地叹了口气。他那瘦弱的肩膀似乎又低了几分，像是扛不住这份突如其来的负担。他沉默地站在那里，看着家中那几件破旧的家具和空空的粮袋，皱纹在他不到四十的额头上深刻得像是刻刀划过。叔父虽少言寡语，但看透了父母心中的无奈。他那天晚上把我拉到一旁，说：“我给你做个木箱，出去在外面，有个地方放东西，也能显得体面些。”

年少的我，朦朦胧胧，哪懂得父母的忧虑和负担，只想着那光鲜的新生活，甚至有些不耐烦母亲的眼泪。通知书在我手中，是通向梦想的通行证，而我却未曾真正意识到，那薄薄的一张纸背后，是家里一贫如洗的现状，是父母为我即将远行而感到的深深焦虑。

为了选择一所能减轻家庭负担的大学，我以重点大学的分数选择了带助学金的普通师范。我知道，未来的日子里，我只能靠每月那不多的十三块钱度日，而家里无法提供任何经济帮助。当时，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干一个月农活的公分收入，还不到三块钱。尽管如此，父母仍然为我做着一切能做的准备：母亲悄悄缝做了一双新布鞋，父亲拿着扁担为我挑着行李箱，而叔父则赶制好了那沉重的木箱。到校后发现，有一小半的同学和我类似，以超过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不少的成绩来到这里，就为了那每个月的十三块人民币。

当时的我，顽皮不懂世事，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好奇，却未曾意识到父亲挑着百斤行李的艰辛。体力弱小的父亲走不远便得停下歇息，而我却丝毫没想到该主动替他分担些重量。父亲走在狭窄的稻田田埂上，步伐稳健，脸上挂着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骄傲与成就感。田野里的稻谷已变得金黄，微风吹过，稻穗像精灵般舞动，父亲看着这片片田野，目光中满是深情与希望。他在低声的自言自语：“该更努力些，给娃们添点衣物，让家人能经常吃饱。”昔日他可以轻松实现的目标，这几年却成为遥不可及的妄想。

穿着父亲为我新做的确良衬衣，我开心地蹦跳着向前移动，满眼都是田野水中的小鱼和蝌蚪，对于父亲的辛劳和忧虑，毫无察觉。做石匠的叔父无法送我，他得披星戴月地给人建房子、凿石雕花，挣得微薄的薪水，支付欠下的请人做木箱的工钱。他只能将他的祝福装进那个沉重的木箱。母亲得照看三个未成年的弟妹们，奶奶的三寸金莲根本不可能让她走太远。父亲一路沉默，只是默默前行。他脑子里有再多的担忧，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出来。习惯了这一切的我，安安静静地跟在他的身后，看着那坚毅的背影在晨雾中忽闪忽闪，心中生出一丝莫名的忐忑。

走下山岗，跨越池塘边缘，趟过小河河床，在无边无际的农田间穿越了许久，阳光渐渐驱散雾气，向我们送来滚滚热浪。“太阳追得真快，”父亲说。

小河边，清晨的薄雾逐渐消散，阳光洒在河面上，映出一片粼粼波光。水流轻轻拍打着河床上的石头，发出低沉的潺潺声，与四周的宁静融为一体。我和父亲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在这片小河旁停了下来。父亲放下肩上沉重的担子，弯腰坐在河边的石头上，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脱下脚上的草鞋，把脚伸进清凉的河水中。

父亲的双脚在水中轻轻摆动，河水流过他布满老茧的脚背，把多年来积攒的疲惫一点点带走。父亲抬起脚，任凭水滴从脚趾间滑落，像是和过去那些日子做一次短暂的告别。他低头望着手中的草鞋，再检查了一下脚板上的两个大裂缝，揉了揉，脸上带着不易察觉、被微笑掩盖的疼痛感，自言自语道：“今后你不应该再需要穿这家伙了吧？”话语中带着一丝轻轻的笑意，仿佛在对自己，也在对我说。

父亲脚板上的裂痕，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就存在。每到冬天，干裂和疼痛更加严重。我用凡士林膏涂抹揉搓父亲脚板的情景，是每天的必修课。初春时节，赤脚踩踏在寒冷水中，那股钻心的痛感，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父亲说：那是老毛病，只能认命过一辈子了。应该是遗传的，你爷爷也有这个毛病。父亲说过多次，每次都是天高云淡般的口吻。

我光着脚，踩在河床上那些被河水冲刷得光滑的石子上，感受着水流从脚趾间滑过的微凉。我的脚步在水中来回踱动，水流溅起细小的水花，打湿了裤脚的边缘。父亲静静地看着我，眼中闪烁着一种温柔又难以言说的情感。他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像是在把这一刻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刻进记忆中。

我侧过头，正好对上父亲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多余的言辞，却透出一种从未见过的复杂情感。那是一种对未来的希冀，也是一种对过往生活的告别，更是一种无声的支持与关怀。阳光在父亲脸上洒下斑驳的光影，照亮了他满是皱纹的黝黑脸庞和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那眼神里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也藏着一股无言的骄傲。他看着我在水中蹦跳嬉戏，仿佛看到我在未来的路上踏出的每一步。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想着昔日那些父亲用旧草绳为我编制的草鞋。那是父亲在无数个夜晚、昏暗的灯光下一点点编织出来的。他的手指在草绳上来回缠绕，就像他对我的担忧和期盼。而如今，我即将离开他和这片土地，他却在这片小河边，用一种看似随意却饱含深意的话语，为我解开了这些年来彼此之间无形的束缚。

我轻轻地把脚浸入河水中，感受着清凉的水流，那股温柔的清凉像是父亲的手掌，轻轻抚摸着我成长的每一个瞬间。父亲的身影在水面的倒影中显得有些模糊，却格外沉稳。那双手曾经为我挡风遮雨，如今却只能静静地看着我踏上新的旅途。

在这片小河边，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有流水和阳光，陪伴着我们父子度过这短暂而难忘的时刻。父亲的沉默，仿佛是对我无尽的叮咛，而我踩在河水中的步伐，则是对这份深沉爱的回应。那水中的倒影，那父亲的眼神，将永远留在记忆中，成为我前行路上最深刻的力量和牵挂。

父亲是个裁缝师傅，七八岁时就被爷爷送去学艺，早就是远近闻名的老师傅了，最好的。再难做再复杂的扣子、衣服，在他手里都是小菜一碟。曾经，我们因他的好手艺，过着还算丰衣足食的生活，颇有村里最富有家庭的优越感。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收缴了他视为生命一部分的缝纫机，他被逼着回村，干他不擅长的农活来养家糊口。就此开启了一家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我从他的身体语言中学到：认真、负责、勤于思考、任劳任怨、仁慈善良，太多太多。父亲是启蒙老师，也是最重要的人生楷模。

破旧杂乱的小镇车站，空气中弥漫着滚滚的尘土。那辆老旧的公交车停在简陋的站台旁，车身上斑驳的漆面仿佛在诉说着无数次的风雨洗礼。车窗旁，人们高声喊叫着，将一包包物品递进车内，这里的人们似乎天生带着粗犷，连告别都必须如此直接。吵闹声中夹杂着浓烈的汗味和夏日的灼热，令人感到有些窒息。

父亲站在车旁，手里抓着扁担，稳稳地把那个沉重的木箱安放在车顶上。放好箱子后，他退到一旁，安静地站在那里，脸上看不出多余的表情。可我知道，他那双深陷皱纹的眼睛里，蕴含着太多未曾说出口的话。我挤进了车厢，透过车窗望着父亲，发现他也正望着我。父亲的目光沉默而深邃，仿佛在用眼神替代着所有不擅表达的嘱咐。那双眼睛中，有对我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期盼，还有那份藏在心底的担忧与牵挂。

车子的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缓缓启动，车轮卷起一片尘土，在阳光的照射下飞扬起来。灰尘在车站上空打着旋儿，把父亲的身影一点一点模糊。尘土渐渐遮挡了视线，我的眼睛开始有些湿润，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和空白。车子缓慢地向前驶动，父亲的身影在飞扬的尘土中若隐若现，仿佛变成了一幅淡淡的剪影，逐渐融入到这个小镇的背景中。那一瞬间，我想喊他，想再多看一眼他疲惫却坚毅的脸庞。

车内的空气闷热而压抑，四周人们的吵闹声渐渐远去。我握紧怀中的布口袋，那里面有母亲为我缝制的布鞋。它的触感粗糙，线脚清晰，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在昏黄油灯下纳鞋底的那一针一线。车子渐行渐远，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乡村的土砖房、田野、河流一点点消失在视野中，而父亲的身影也彻底隐没在尘土中。我的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惆怅与思念，像是有一根线，牵着我，拉扯着我，一头连接着我的梦想，另一头则永远拴在那个站在车站尘土中的背影上。

那个离别，成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幕。那飞扬的尘土、那渐行渐远的身影，连同父亲眼中深藏的情感，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时光已过四十多载，父亲也于多年前离开了我们。食道癌，这是一生艰辛的后遗症。

1999年夏天，我从美国回去，为他们在武汉华工科技大学对面买了一个三卧室的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公寓，看重的也是大学校园内的风景，方便老人们的休闲。母亲开始了她嘴里说的“伊甸园般”的生活——那个她一辈子羡慕而不得的城里人过的日子。住进房子后，不知从何时开始，她不再那么喜欢哭了。她嘴里常说：“托儿子的福。”她也惊奇地发现，多数城市人的日子，过的远没有她昔日以为的那么容易和美好。

按照我的建议，昔日大字不识的她开始学习认字读报，学会了谦卑，居然能和一帮大学退休教授们相处得火热。父亲脚板上的巨大裂痕，也在穿上我给他的耐克鞋后不久，慢慢变浅，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六十岁开始，他再次享受已经失去四十多年的光滑脚板的快感。

可惜，奶奶被皮肤病困扰的痛苦，直到她离开时也没人帮她解决。1979年8月底那一早的朝阳、那些田埂小路，还有父亲沉默中满载爱意的背影，一直留在我心中，成为我前行的力量与牵挂。他那瘦弱的肩膀，就像一座大山，是它让我能够站得更高，走得更远，走出山村，跨过武汉，飞向大洋彼岸。